北京城 (第12/20页)

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子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高的质量。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物美；而所谓物美，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种多、服务好。去年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10元一份的盖交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3元一客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皮。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精致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价也不廉。

    就拿小吃来说。上海的小吃和点心少说恐怕也有上百个品种，小吃店和点心店也遍地开花到处都有，而且没有只卖早点一说。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间，是既卖炒菜米饭，又卖小吃点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经营也很灵活。比如面上的浇头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笋丝，不像别的许多城市，吃牛rou面就只能吃到牛rou，吃鸡丝面就只能吃到鸡丝，而且那牛rou和鸡丝还未必可口。这些都是实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没有这么方便。这些年，北京“吃饭难”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缓解，花几块钱填饱肚子也不太困难，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却多半是外地民工的“杰作”自产的点心也不敢恭维。北京最经典的“段子”是；一块月饼掉在马路上，被汽车碾进路面拿不出来。围观者七嘴八舌献计献策，说只好再买一根麻花把它撬出来

    这当然是笑话，也是小事，不过小中可以见大。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体现了北京人的活法：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马大哈。上海却没有“马大哈”只有“马大嫂”“马大嫂”是上海话买（采购）、汰（洗涤）和烧（烹调）的谐音。在上海人看来，居家过日子是很实在的事，也离不开买、汰、烧。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没有什么做不得。相反，一个男人家，在外面也许要摆摆架子，在家里摆谱当爷们，就没有意义，还不如买买菜、洗洗衣、烧烧饭来得实惠。因此有人说，北京是爷们（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们（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实际。

    六、两种世故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两种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几。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jianian巨猾的不倒翁们，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练出来。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官场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么？是人缘。只有上司赏识、同僚捧场，才混得下去，并获得升迁和提拔。其实，不但官场，其他地方也一样。所以，学会世故，首先要学会“处人”而处人之道，又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比方说，溜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嗦。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里道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nongnong的人情味来。

    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您来点什么？”“您猜怎么着？”“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锤了不是？”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的。只有对怀里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这么问。即便问这样的小娃娃，语气也不会是直统统的，而多半会笑眯眯地问：“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如果是问上中学的孩子，就得问“十几啦”？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老年人，得问“高寿”这里面讲究大这讲究，也是世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尊老的社会，最怕的，是把人家说“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说老了正好相反。“几岁”是“十岁以下”的意思。这么问，岂非把人家当成了“毛头小旷？长辈对晚辈尚且不可有此一问，如果晚辈这样问长辈，那就真是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也就是不懂礼数，而不懂礼数，也就是不会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包括说话，也包括别的什么。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或者说：“不会骑车就别骑！”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

    的确，礼数这玩意，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比方说，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