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9/19页)

女地》译成中文出版。

    1934年底，周立波从上海国际书店买了一本书，书中有个词“迪芬斯”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保卫”但是，当时苏联被十几个敌对国家包围着，为打破这种包围，正积极搞统一战线，提出搞国防文学。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立国家，这个口号无疑是对的。受第三国际影响，周立波就把“迪芬斯”译作了“国防”

    周扬是“文委”书记，他叫周立波写篇文章，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讲明：“中华民族危亡，也应提倡国防文学。”

    很明显“国防”是针对日本想灭亡中国而提出来的，这个国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偷换概念，借口当时中央政权是国民党把持，把“国防”说成是投降国民党；把针对民族矛盾提出的口号转到国内阶级矛盾上来批判，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说过：“其实提国防文学，鲁迅也是同意的，说过是需要的。要说我们有错，只能是错在解释上，怕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影响统一战线…”

    “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不久，胡风又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一出来就遭到周扬等人反对，他们“当时不知道这其实是鲁迅提的”“怀疑胡风有政治问题”周扬说：“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不让胡风有可乘之机。”

    于是，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笠就去“接近”鲁迅。周扬回顾说：“我们乘车去通知鲁迅，胡风这个人可疑。”

    鲁迅称这四名“左联”负责人为“四条汉子”

    这就是“四条汉子”的由来。这个行动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诬为“围攻鲁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扬反省说：突出的问题是对待鲁迅。我们各方面都不如他…了解和承认总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为领袖，鲁迅也不会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旗手，也不是每句话都对。主将无疑，鲁迅是主将，我们是偏将嘛。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四条汉子”乘车去，这不是我们的罪过呀。我们想接近鲁迅嘛。国民党把我们“左联”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四人帮”也把我们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把我们说成和国民党一样围攻鲁迅，这符合事实符合逻辑吗？…

    晚饭后，陈伯达告辞周扬，拐拉拐拉地走回大理道招待所。那里，大理道招待所是天津市第一流的去处，里面有两栋设备高级的小洋楼，接待中央领导。院子里有林木、小径、水池和草坪，可供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

    陈伯达正准备进楼，迎面一声招呼：“伯达？嘿，我正准备走呢。”

    胡昭衡在楼门口停住脚，半侧了身准备重新进楼。

    “干一天活儿也不歇歇？”陈伯达在台阶下停住步“我算服你了，还有劲就在院子里散会儿步。”

    胡昭衡步下台阶，随陈伯达踱入林间小径。

    “出去吃晚饭了？”

    “周扬回来了，没找到你。”

    “‘磕灰’去了。”胡昭衡兴致很高“到周扬那儿去还是把周扬叫来再聊会儿？”

    “叫他休息吧。下乡才回来，他身体可不能跟你比。”陈伯达羡慕地拍拍胡昭衡壮实的后背“你刚才说什么？磕灰是干什么？我可只听说过扒灰。”

    一句“扒灰”引来一阵大笑。

    胡昭衡带着余笑声解释：“磕灰就是掏厕所。天津这里是把粪便用灰拌了，背出去倒粪车里，拉走肥田。往外倒粪便时，倒不干净就磕磕桶，粪便拌过灰，不恋桶，一磕就全倒出去了。我想，大概就为此叫了磕友吧？”

    陈伯达笑着点头：“这也是厕所文化。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不要粪只要灰。其实，灰肥田，粪更肥田。物质不灭，我是无神论者，人还是火葬好，骨灰用来肥田。我死后就这么做，骨灰留给后人‘磕灰’用…”

    陈伯达讲这个话时，别人不曾想到，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他意真地留下这样的“骨灰扔茅坑”一类“遗嘱”当然，这是后话，后面还要讲。

    散步到清幽之处，陈伯达又用了那种“私交”的语气问：“有什么新消息吗？”

    胡昭衡在这种“秀才交往”中，往往可以无话不谈。

    “跟河北省的矛盾，旧的解决了，新的又产生…我还是赞成天津市恢复直辖市，划归河北省有许多矛盾，实在是弊大于利。”

    陈伯达不语。1959年天津划归河北省，这是毛主席最后讲了话才决定的。

    “我最见不得官僚主义，靠批条子指挥生产怎么行？上任时我作了个硬性规定，市领导对此有意见…”胡昭衡讲了工作中最烦心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官僚主义弊病，叹口气说：“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见了不对就想说，别人反映什么问题就丢不开，总要解决了才能睡觉，有时急躁，甚至盛气凌人，我给自己规定三条：要有自知之明，自力之行，自控之能。规定这三条是因为没做到这三条…”

    “你呀——”陈伯达拖长腔，带有感慨，小而圆的手抓住胡昭衡胳膊，捏一捏，然后缓缓说：“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搞不好工作。明白吗？”

    胡昭衡默默走过一段路，点点头又摇摇头。

    “读过《菜根谭》吧？”陈伯达问。

    “我不赞成它调子太灰暗。”

    “调子太鲜艳，引来蜜蜂也引来苍蝇。”

    “我总觉得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我们不是要明哲保身，是想为人民办成几件实事，好事。”

    “《菜根谭》有辩证法。”

    “只能说有，不能说是。要讲是，只是退出仕途的官僚修身、处世、接人待物的‘明哲’。”

    “身不保，何以言事？这就是辩证法…我不和你争，我只劝你两句，你自己回去琢磨。第一，不可太积极，太积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二，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你不要和我争，你就记住我讲过这两句话。”

    胡昭衡不语，因为陈伯达讲了不要争。他将这两句话写入了日记，未加任何评语。毕竟，以陈伯达的身份讲出这种不符共产党哲学的话，确实对胡昭衡够坦白。

    “好了，回去坐会儿。”陈伯达扯一下胡昭衡的衣袖，朝楼门的台阶踏去。

    “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胡昭衡喃喃一声，显然还在想《菜根谭》这部书，随陈伯达上楼来。

    “我已经注意到天津厕所的变化了，交通路口的转盘不再是公厕，换成了岗亭，你是说干就干。”陈伯达做个手势“你先坐，我方便一下。”

    胡昭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