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0/19页)

笑了。陈伯达喜欢谈厕所文化。认识不到一年，厕所文化已经谈过七八次。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从文化高度来认识和谈论厕所，至少对于胡昭衡来说，是首先从陈伯达这里听到的这种议论。

    他还记得陈伯达在同车而行的一次议论：

    “我们福建的厕所可以对着马路挡前不遮后，天津的厕所修在路口正中心，真是八面威风。要不是坐在车里，我看气味好不了，夏天苍蝇可以四处飞花。排泄和饮食对于人类其实是一样重要。饮食是文化，厕所也是个文化问题，能直接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

    一阵马桶的冲水声，接着是洗手声。

    陈伯达从卫生间出来时，果然又捡起厕所文化这一话题：“大理道的厕所就有一定水平的文明了。磁砖、面镜、热水龙头、熏香、清洁干净的坐式马桶，灯光还分两种，坐下来一边排泄一边看书。轻轻松松，舒舒服服，把排泄、学习、休息全结合了，成为一种享受。街上的公厕就不行了，不卫生就是不文明，进去是一种受罪，越急越排不尽，也越逃不出来…”

    陈伯达边说边表演，胡昭衡忍俊不禁地笑，陈伯达自己也笑。

    “我看到一幅漫画，西方的公厕高级是高级，可还要收费。”胡昭衡说：“没钱再急也进不去厕所。大跃进我们搞吃饭不要钱是不对，吃饭要钱拉屎也要钱”胡昭衡摇头“中国老百姓讲，管天管地，还管得了人家拉屎放屁？”

    “这就是厕所文化的不同。西方同我们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有异。他们的事我们不理解，他们觉得很正常；同样，我们的事他们不理解，我们自己觉得很正常。”

    “内蒙有个村子叫辛庄，盖了一所青砖青瓦的公共厕所，可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房，粮食也不够吃，老百姓就发牢sao，说屁股比嘴值钱。”

    “这说明厕所文化也取决于经济基础。河北保定府一带是连茅厕，前面人排泄，后面猪吃，变成猪粪才去肥地；人粪舍不得肥地，先肥猪。结果弄得都是米星子rou。晋西北有的是挖大坑，四角边缘转圈蹲人，边排泄边垫土，坑垫满了，挖出去肥地。在延安，厕所修成蹲坑式，有人还是往坑外排泄，你写上不许随地大小便也没用，冬天屎高出坑，蹲不下去就垫块砖…”

    “到了内蒙草原，一眼望不见人，天多大，地多大，厕所就多大，除了草尖扎屁股，没什么难受的。有人来也不要紧，穿蒙古袍，蹲下来，袍子就像厕所一样起遮羞作用。”

    “总之是跟经济发展相关，经济发展了，文明程度就提高了。天津的公厕不会有屎高出坑来蹲不下去，可也脏，听说有的厕所屎尿脏得没处下脚，而且建到路口中心，不文明啊。”陈伯达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转了口气“你来了天津抓厕所，路口的厕所搬到马路边去，这很好。市长带头磕灰，卫生一定会改变。听河北省委领导人说，总理表扬你了。”

    “你谈了几次厕所文化，我在市长办公会上做了宣讲。”胡昭衡不敢居功，笑着说“我讲，伯达同志多次跟我谈厕所，我们民族的文化，历来重视嘴不重视屁股，饮食精美世界闻名，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大麻花，都很出名；厕所脏，建到文通路口中心，也够闻名。厕所都修成大理道这样的水平不可能，天津市没这个力量和钱，但是改建一下，从路口中心搬到马路边是可以办到的，保持厕所清洁也是能办到的…”

    陈伯达点头：“变化我已经看到了。有人以为讲卫生是资产阶级作风，是公子小姐的娇气，大错特错了，要树立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新观念。”

    胡昭衡思索着说：“随地吐痰，衣袖擦鼻涕，随地倒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改变这些不文明的习惯还得做大量工作，什么事成了习惯就难改。我想配合宣传教育，多几次爱国卫生运动…”

    这场运动确实搞起来了，搞出了成绩。外省市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

    生活就是不断地迎来又送往。

    在火车站，周扬握住胡昭衡的手：

    “下乡知识青年是先走一步的人。知识青年劳动化，劳动化之后再帮助农民知识化，没有这‘两化’到不了共产主义。当然有‘四化’，必须有‘四化’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美国已经‘四化’，还不是社会主义；不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到不了共产主义。所以，既要搞四个现代化，也要搞劳动化知识化。”周扬将胡昭衡的手用力握一握：“昭衡，想想我们当年去延安，就不能不更关心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他们是第一代，困难很多，会有人动摇。逃跑。我们要尽一份心尽一份力，拜托你了…”

    周扬坐火车走了，胡昭衡心中若有所失。他多次请邢燕子等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来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一道吃饭，一道交流思想。他也常想起周扬杨走时的握手和拜托。

    周扬没有来，康生来了。康生借给胡昭衡一套《金元散曲》，又拿出鲁迅的一些真迹请胡昭衡看。话题多数围绕鲁迅转，康生说：“周扬30年代就反鲁迅。”

    胡昭衡说：“我的接触，周扬从内心尊重鲁迅，拥护鲁迅。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周扬可以算偏将嘛。”

    康生皱起眉毛摇头：“你这个昭衡，你年轻，不懂历史，没有经验。”

    康生走了，陈伯达又来了。

    陈伯达还是那样情绪起伏，时而热烈激动，时而忧郁感伤。

    “有什么消息吗？”陈伯达下车就问，问过了消息又传消息“告诉你一个消息，这次来，主席叫我写个工业化的材料，是主席亲自布置给我的。”

    陈伯达请胡昭衡帮忙，调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为他当助手搞工业化材料。他们去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大庆等地转一圈，也在天津跑了几十家工厂，胡昭衡还陪陈伯达去天津自行车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搞了一星期的蹲点调查研究。

    陈伯达有许多激动的想法和建议：

    “昭衡，什么叫现代化？叫我说，就是用较少的人生产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产品。我建议天津上氧气顶吹炼钢。搞现代化，资金要用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术改造上，劳动组织合理化，还可以省出钱来，用比较少的人做出比较多的事。”

    “昭衡，电子技术的普遍应用和发展，可以引起新的工业革命，不亚于当年发明蒸汽机。电子工业是中国新的工业革命的头。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你写到日记里去，往后看。你要当好这个电子化领导小组组长，这是抱西瓜，不能丢。”

    “托拉斯是企业改革的措施，要提倡搞地区托拉斯。昭衡，你是天津市工业领导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