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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国家的形成 (第6/6页)
统一,而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其实东欧只不过原地向后转,成为西方观察俄国的前沿。它们换了阵线,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改变。 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中东欧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和欧洲分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欧亚大陆有自己的中心。以费尔干纳盆地(一个富饶的绿洲)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是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是这样了。文明的传播学派认为,中国古文明的许多因素很可能从两河、黑海经中亚而来。后来,从中国到印度的取经之路、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都要经过中亚。麦高文写到: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页,中华书局,2004年。 中亚还是地缘政治争斗的中心。在19世纪及其前后,俄国人南下谋求暖水港口,英国人北上寻求稳定的边疆,两股势力在中亚的阿富汗交汇了。在冷战时期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现在,俄国已经退出,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如英国)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国家好像忘记了还很近的历史。好在历史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重演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另一个“中”与中原、中欧、中亚有所不同,这就是地中海。除了岛屿(如克里特岛,埃及到希腊航线上的“中途岛”),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个通道。地中海周围孕育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以及犹太、希腊、罗马。该地区还有许多消亡的古老帝国,没有直接的文明继承者。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时间上较晚、又几乎被消灭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以东。这些古老的文明实际上位于地中海的边缘。地中海是便利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跨海作战非常艰难。《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围攻10年后才利用木马计攻下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传送财富和文明,而较少是战争和暴力。这是地中海的一个好处。 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国家是暴力机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国家对内,有些国家对外。暴力和战争导致国家的形成。很少有国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现代的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是通过暴力立国,弹丸之地东帝汶的独立需要长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还在努力之中。现存的民族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许多战败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来得及形成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邻国特别是敌对的邻国所规定。对戎狄作战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强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仅在北方建立过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还建立过大一统王朝:元与清。且不说元朝,清朝强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几乎比明朝时扩大了一倍。那时清朝的领土还包括后来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满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骑兵和枪炮,而北方好战的民风同样重要。 从春秋争霸、楚王问鼎,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后会增加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王朝。但这次与三代有所不同。秦时的人口增加,荒野减少,驰道使军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运动,而骑兵的出现更加缩小了地理范围。皇权的控制能力因此强大了许多。这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技术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战和杀戮,法家的集权和弄权,秦始皇最后完成了这个过程。秦没有进行周初那样的道德体系建设。秦朝既依赖武力,又集中权力,从而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专一榨取本国人民。 蒂利认为,国家维持统治和战争的资金来源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强制榨取,其二是资本运作,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模式。他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书以楷体表示强调部分。 中国显然属于强制模式。资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官府的收入来自税赋,可以随意强行增加,没有资本模式中的讨价还价,更没有偿还债务这种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权力的动力增加了。庞大的榨取机构更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力,导致权力无孔不入,官员越来越多,机构臃肿。集权制度在榨取中日复一日地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轮的榨取开始。 能够以武力统一国家的必定是一个暴力集团、集权集团,这个事实不涉及道德,与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秦朝能够像周初那样完成文明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将在统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权力的多元化。这样的中国一定更加繁荣。20世纪末,在展望欧洲前景时,基辛格说: 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十七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页。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余年。尽管在秦之后中国也出现过长期的分裂,但中国的统一之势没有改变。分裂时,中国人总在想着统一。如今,欧洲也走上了中国式的统一道路,也许可以避免再出现以往那样频繁的战争。欧盟发源于西欧,现在它在西欧自身尚需整合之时已经在东扩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体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经济是扩张性的,可以提携更低的发展水平,而不会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国在统一方面领先欧洲,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原因是大一统的局势使得统治者不再承受国内、国际的压力。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在秦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国家阶段,早已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现在,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却不可使用武力。中国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平地扩展她的范围,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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