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美国与美洲人的美洲 (第9/11页)

，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无关，与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富裕国家也无关。这将是美国单方面的选择。中国能做的很有限。

    中美两国的官方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两国之间并没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至少中国一方并不再想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中国官方没有正式放弃冷战时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却已经不再要把它推行到世界其他国家。

    对于本节，一个好的起点也许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1997年）。这本书也许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当年，在英文原版出版3个月后，这本书立即被翻译成汉语“内部发行”接着，像历次国内政治运动一样，中国一些小有名气的“学者”被组织起来，义愤填膺地揭批两位作者的错误和偏见，诚恳地保证中国不会与美国发生冲突。

    其实，这只不过是两位前驻华（港）记者写的一本书。他们收罗堆积了繁芜的事件报道、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的社会丑闻，没有系统分析和理论架构。这是记者的路数。两人不是美国重要智库的成员，更不在决策圈子。他们服务过的《时代》周刊虽很有影响，但他们早已离职，不代表杂志的立场。这本书反映了美国当时寻找敌人的怀旧情绪。中国反应如此过度，当然有官方运动的特点，但主要还是官方太注重美国的态度了。在那一段时间，中国确实不太容易。冷战之后，美国的政客们突然发现他们失去了敌人。他们“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心一意要找出一个新敌人，而且许多人特别看好中国。政治制度、国土面积、人口规模、GDP数字的增长速度，使得中国适合充当一个貌似强大的敌人。同时，现实中的中国又虚弱到适合美国欺辱打击的程度。于是，美国的冷战斗士们挟胜利之余威，把利剑指向中国。“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至今不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实际上是向美国大众推荐敌人。作者说：“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6页。——这是美国寻找敌人的标准、中国的罪状。这句话不是一家之言，大致反映了美国当时的普遍观点。

    在1990年代，除了大量仿制的AK47、T59、Mig19、少量进口的俄制武器、几十枚核弹头之外，中国没有别的利器。作为经济支柱的加工业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因此，中国实在不愿意扮演美国的对手。缺了这个角色，对抗的大戏就演不起来。面对美国人反复、盛情的邀请，中国一再谦恭谢绝，只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很强硬。面对国外的各种指责，中国只是极力否认和辩解。美国炸使馆、撞飞机，中国都低调回应。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多考虑邻国的利益。美国政界强烈的反华、反共情绪始终没有能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他执政后期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了。但中国仍是美国政治圈和媒体圈内许多人选择敌人时的主要候选国。这些人从左到右，横跨政治光谱的两端。

    2001年初，好斗的小布什政府上台。美国政府的一位辞职官员说，美国本来打算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从白宫和五角大楼主事者的信仰及后来的行为看，这并非没有可能。当年的911事件替中国解了围。华盛顿猛然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按美国利益行事的人和国家实在太多了，不是非选中国为敌不可。真正的敌人不请自来。决策者和智囊们终于摆脱了迷茫。他们没有必要再另费心思寻找敌人。虽然美国仍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但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之后，再向中国挑衅已经有些费力。在主动塑造敌人的时候，可供选择的目标有限：既不能太强大，导致对抗成本高昂；也不能太弱小，不能让美国人同仇敌忾。在小布什当政的8年中，中国已经发展到不太适合供美国选做敌人了。这是中国的运气，也是美国的运气。即便美国一再挑逗，中国仍主动向美国示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像法国那样试图挑战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增持美国政府债券，帮助美国稳定货币市场。

    美国决定向阿富汗增兵，将达到6万人。美国在中国周围的多个邻国中驻扎重兵，几乎形成一个包围圈。虽然美国可以提出理由，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友好的姿态。不过，让美国停止塑造敌人似乎不太可能。这是权力的傲慢，也是文化差异。在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中“我”在对立中存在。如果没有敌人“我”也就不能存在。敌人与“我”同等重要——实在是太抬高敌人了。在“阶级斗争”狂热的时候，中国人也曾经到处挖掘敌人。这是西化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是一个自在之物，不依赖敌人而存在。中国现在对美政策的要点是：不接受挑衅，不挑战利益。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抵制美国的诱惑，谢绝为敌的邀请。

    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心并非全无道理。每当大国的利益出现冲突，扩张遇到阻碍之时，就可能产生战争。对于利益，既得利益国不肯放弃，新崛起国却志在必得。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道理其实相差不远。如果不使用武力，旧的利益格局很难改变，或根本无法改变。从中国历史来看，这种刚性结构在中国每次都是被武力所打破。到目前为止，在国际政治中也是如此，尚无例外。大国实力的消长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拔苗助长反而欲速则不达，武力促进更不可取。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许将为今后的国际关系树立起一种模式。如果大国都能够致力于此，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再有暴力和战争，那将是全世界的福音。

    在欧洲国家之后，美国承担起“白人的责任”欧洲人放弃了海外殖民地，美国人在海外大建军事基地。美国是欧亚大陆的客人，没有殖民权力。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主要依靠驻军、贸易、投资和盟国。其中军队是最大的因素。如果美国失去在一个国家驻扎军队的机会，它对该国的影响就会削弱。所以它要首先保证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同时加大力量投放能力，即军队的远程机动性，以弥补军事基地的不足。技术的进步不能完全弥补客座帝国的劣势。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存在就能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为在大陆同等范围之内获取影响，中国对军事技术和军事基地的依赖没有美国那样大。

    在911恐怖袭击之前，中国的大国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美国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