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地缘大战略本及冲绳：东边之 (第7/13页)

录》（下），615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这个评论是一针见血的。他提出了日本侵华的两大原因，对于日本来说，这两个因素是一对矛盾。日本本来接受的是中国文明，后来在美国的炮击之下，转而学习西方文明。在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用它后来习得的文明果实进攻它早期文明的母体。除了地缘政治的追求外，当时日本入侵中国，还有两种文明没有调和的因素。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分裂症”结果在中西文明的联合打击之下遭到惨败。至今，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摇摆，这是文明的精神分裂症仍然存在的症状之一。此病症表明，至少在东亚地区，日本还不具备文明或文化的号召力。

    中国能被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征服，却不可能被日本征服，首先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早期的时候，中国自成一个世界，征服了中国就是征服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干涉。而到了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贫弱的一部分。许多强国在中国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日本强大得多的美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们不可能袖手旁观，让日本在远东坐大。另外，古代中国人一般并不太关心哪里的人来当皇帝。而20世纪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渊源，是一件代价极为昂贵的事情，很难持久。日本大大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胜仗，占领了领土，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这些都是日本战略上的失误。李宗仁接着写道：

    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浅，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李宗仁回忆录》（下），616页。

    李宗仁所说的“志大才疏”专指制定战略的领袖。在战术上，他承认日本将官“一丝不乱”、“令人生敬生畏”作为战地指挥官，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虽然如此，他认为日本的战术优点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场，替他们设想了另一场侵华战争。他认为，那样的结果将对日本有利得多。但日本的战争没有战略。

    战术失败有时会挽救战略失误。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关东军试探进攻苏联，和苏联远东部队时有小规模的冲突。1939年9月，在外蒙古与内蒙古交界的诺门坎，苏军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挥下，迎战比他们人数略多的关东军（双方都不足6万人）。岛国的日军在装备、战术上都远落后于陆地大国苏联的军队。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下，一个师团、近两万日军被消灭。1941年4月13日，按照苏联提出的条件，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这时距德国入侵苏联只有两个多月。

    中立条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还是个疑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情报，并立即开始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赞同进攻苏联的人，不仅有陆军将领，还有外相松冈洋右——他刚刚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计划在1941年9月初对苏联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日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强国美国。日、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激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巨大劣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强，消灭美国有生力量，迫使美国讲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战略错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日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之前，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美国，参见《剑桥插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美国的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日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美国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日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1940年，美国在日本的进口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进口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插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出入），铁为80%，棉花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美国的物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美国把作战重点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国家战略的不足，同时也会加深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出色的战役。如果日本偷袭失败，美国人一定会很满意，不再过多追究。日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对日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脱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帮助美国了解敌人的性格，制定对日政策。她的《菊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