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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的天然边界 (第8/19页)
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法律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论法的精神》上,228页)可比较前引赵翼的观点。赵翼(1727-1814)的年代与孟德斯鸠的年代相差不远。伏尔泰(1649-1778)还专门写了《风俗论》。“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气候。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从孔子到赵翼两千余年,中国南北风土的差异没有根本变化。 会稽的位置在北纬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国的国都在最南方。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北纬30度以南从来没有形成过强大的政权,不能像勾践时的越国那样抗衡中原国家。正统王朝迫于游牧部族压力而南迁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时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称帝的皇室成员所在之地,否则中国的国都将一直向南,进入大海(南宋末)或缅甸(明末)。这里也没有列入日本侵华时的陪都重庆。,也在会稽以北。只有在战乱时期,才会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据政权,如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后被越南当作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统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闽、楚、南汉等国。北方的五代最后一统为宋朝。宋朝统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压迫。 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南北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在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统治初期,闽越侵南越分别又作闽粤和南粤,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闽粤王为越王勾践的后代,在进攻南粤之前3年,闽粤还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汉发兵救东瓯,未至,闽粤退兵。南粤的第一个王是赵佗,都城在番禺。佗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动荡时,接受秦南海尉任嚣的临终委托,绝新道(秦时新开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汉文帝时,佗去帝号,成为汉的藩臣。赵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统国王…南越是汉的藩臣,不敢擅自兴兵抵抗,因此向皇帝投诉。为了保护藩属,汉武帝决定发兵攻打闽粤。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他说: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眛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执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隃领,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且越人棉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全文见《汉书?严助传》,班固。“瘅”(dān),热症、热病。“蠚”(hè),虫类蛰咬。 这里的“中国之人”实际上是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北方人畏惧南方炎热的气候和多山多水的地理。刘安后来因谋反罪被杀。不过,刘安的这次谏言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与闽越的战争也没有打起来,因为闽越王的弟弟“杀王以降,汉兵罢”《汉书》…刘安的谏书不仅是文人与武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还有很多地缘政治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南方地理的深刻了解。在此后近2000年的时间中,中原王朝在南方的军事行动都遇到相同的问题。 东汉的名将马援(前14-后49)在北方和南方都长期征战,最后折戟长沙西。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平定了诸羌造成的边患。40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姐妹称王起事,应者众多,攻没六十余城。41年,马援拜为伏波将军,远征交趾。他斩杀两姐妹,平定了在今天越南河内以南的叛乱。44年秋,马援“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即近一半死于瘴疠。《后汉书?马援传》。然后他又到今天山西北部出击乌桓,乌桓主动退走。49年,汉军征讨武陵、五溪蛮夷(在今湖南沅水的沅陵、辰溪一带),却全军覆没。62岁的马援主动请缨出战。在今天湘西的进军途中“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汉书?马援传》。这次马援亦无幸免。他死在军中。马援曾有壮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北方。 在中国南方,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瘴疠,其程度甚至在崇山峻岭与大河急流之上。路总是能够找到,或开辟出来,但疾病却难以防治,无法避免大量减员。在古代,中原人称江南为“瘴疠地”瘴疠是中国古代对南方传染病的泛称,主要是疟疾(由虐蚊叮咬而感染),可能还包括鼠疫、伤寒等疾病。古人对它们没有区分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医治。他们认为,瘴疠是由山间的瘴气(潮湿空气)引起的。其实,西方人也同样认为疟疾的病因是不良空气。Malaria(疟疾)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malaaria——“坏空气” 瘴疠的多发区随着中原人及中原文化的南迁而逐渐南移。东晋士族南下,开发江南。南京成为“六朝古都”江南成了富庶之地、人文渊薮。“瘴疠地”的界限随之向南推移。唐朝时,流放南方是一个严重惩罚。705年,杜审言被流放到峰州,沈佺期为他写下了“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峰州在今越南河内附近的永富省一带,时属岭南道。当时的道不是常制。李白也曾被流放。757年,李白在今天的江西被捕,次年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在前往夜郎的途中遇赦。杜甫(杜审言的孙子)不知道李白已经遇赦,写了一首诗怀念他,其中有“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梦李白》二首之一,作于759年。 在730年代末,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兴起。南诏臣服于唐朝,却又向唐朝的领土扩张。因为地方官的贪渎和勒索,南诏王阁罗凤攻占了云南府(今云南祥云之云南驿),杀太守。第二年,即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攻南诏,被南诏打得大败。唐兵死者6万人,其中许多人死于流行病。南诏因此向吐蕃称臣,寻求保护。杨国忠庇护兵败的鲜于仲通,并征兵再战。“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于是,杨国忠派人四处抓壮丁,戴上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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