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襄汉献帝新传盛会 (第1/3页)

    第六章 襄阳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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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盛会

    初泰十一年秋，九月初九，万众期待的襄阳盛会终于拉开了帷幕，从七月底就有学士和商人前往襄阳准备参加开始，到了九月初，整个襄阳城猛然增加了近十万流动人口，为整个襄阳都带来了蓬勃的商机。

    第一天的百家讲坛由水镜学府总祭司马徵首先开讲，司马徵主讲先秦百家，既是示意百家讲坛的寓意，也在讲坛中点评儒、法、道、兵、纵横、阴阳、墨、农等诸家之长处和短处，为刘协准备的三家制衡说做个铺垫。

    诸葛亮坐在首排，听着司马徵的讲述和点评，心中涌生敬意，为自己不能从学水镜先生而遗憾。

    在司马徵之后，庞德公和黄承彦所讲的也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将重点放在论证先秦诸家各有优长之处上，南方楚地学术界早就在刮回归春秋百家共鸣的风，而诸葛亮和很多北方来的学士则罕听如此详论，心中都敏感的怀疑楚地是否又要大改风气，推行百家共鸣的学术环境。

    在黄承彦主讲的时候，诸葛亮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坐着一名女子，葛衣素袍，貌虽不扬，但眼中神色闪烁，听的很是入神。

    待听到“民之治在于其好利恶害”时，女子柔眉微皱，仿佛在仔细思考黄承彦正在讲的《韩非子》。诸葛亮暗暗称奇，《韩非子》不流于世多年，楚地的女子竟然也能听下去，心中大为感叹，忍不住走到女子身边，小声将黄承彦正讲的《韩非子》这部分，只言片语般将核心意思点拨出来。

    女子微微称谢，道：“小女子黄氏，名月英，家父正是开坛之师黄承彦，且谢先生点拨！”复道：“家父所论的‘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这段话我懂，然不知‘时宜而治不易治乱者’，望先生再点拨一二！”

    诸葛亮更奇之，施礼道：“后进末学诸葛亮，表字孔明，汝南许子将之门生。方才黄小姐所问的，亮并非精通，然略知一二，秦有丞相商鞅，曾言法之策在于‘不法古，不循今’，后韩非子纳其言，故有‘时宜而治不易治乱者’一说，寓意法的制定不应该学古代，也不需要遵循现在实施的，要适合今天的坏境才算适宜，而只有通过适宜的法治理天下，才容易制住乱者。”

    黄月英续问道：“何为乱者？”

    诸葛亮道：“先秦诸家，互有交融，韩非子师于荀子，而荀子虽为儒宗，却取纳道家精髓，认为天人之道皆有礼法，故人当遵之，若遵即为守，不遵则为乱，此与老子的无为和有为之说相通，亦可视同乱即老子的有为说，韩非子亦从荀子之言，将有为者示为乱，即违背天人之道者为乱！”

    黄月英对诸葛亮敬佩有交，道：“先生博学不逊我父，若出仕必扬名天下，为世人敬服，亦能造福苍生！”

    诸葛亮道：“亮不才，今已为朝廷三公之司徒尔！”

    黄月英面色不喜，乃道：“楚民素来不知北方之官，方才失礼了！”转身而去，不再理睬诸葛亮，令诸葛亮心中倍感遗憾，念念不忘，再寻之，已然不见踪影。

    待百家讲坛举行过半，其后诸讲皆不是诸葛亮能够听得，而鉴文会也结束了，诸葛亮便决定辞行北归，临行前特意拜访黄承彦，黄承彦虽然知道他是朝廷三公，如今南北不和，不宜过于深交，然知其才华出众，故见之，与其交谈三日，颇为欣赏，复于诸葛亮道：“公之才，治不逊于文若，兵不输于元直，不效力楚地，此乃楚王之憾事，亦公之失。”

    诸葛亮感谢黄承彦的称赞，道：“事已至此，虽心中甚憾，但无悔意。若日后兵戎相见，侥幸胜楚王，必留一路令楚王安然归荆楚。”

    黄承彦甚谢之，诸葛亮亦不便久留，寻机与黄月英小谈片刻后，便在亲兵护卫下，离开襄阳回归北方，刘备惟恐刘协半路下手害之，在南阳城外亲率大军恭候，令诸葛亮感激不已。

    在诸葛亮离开之后，百家讲坛终于由于管宁的开坛而进入高潮，代表整个南方儒家学说的顶峰人物突然转口宣扬楚王的三家制衡说，令大部分仍然在维护独尊儒术的学士们大感震惊，亦宣告楚地反对三家制衡说的主要力量——襄阳经学院开始倒戈迎向刘协的制衡派，实力相对较弱的江南经学院和西南经学院更没有办法形成反对势力。

    三家制衡说在楚地隐约已经成为学士的主要流派，这种顺利让刘协感到奇怪，仔细想想在东汉末年之后，由于尊儒的汉室衰落，儒家的地位确实不断下降，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则特别重法家，一旦乱世平定之后又开始重视道家。

    在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诸葛亮手抄申不害、韩非子和管仲的文章给刘禅弟兄学习，刘备自己也嘱咐刘禅学习诸子百家和《商君书》，而曹cao的不拘一格用人和氏族发展策略也是对传统儒家的反叛，甚至连孔融写《汝颖优劣论》中更具有反对当今政权的精神在其中，是当时主流儒士逐渐摆脱传统儒家学说束缚的表现。

    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曾说：“两次党禁，无疑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王朝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他们本意在维护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不仅不保护他们，而且以他们为仇敌，忠而见疑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啊！名士的潇洒风流与慷慨赴义，在当时强烈地震撼着士人们的心。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幕幕历史悲剧，与其说是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挣脱，是一种疏离心理的鲜明表现。正是这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为魏晋三国思想领域的大变动准备了条件。

    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诸子思想必然重新活跃起来。傅雷也曾经考论过这段历史，他说“那时的风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