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乌台诗案 (第1/3页)

    九 乌台诗案

    1、苏轼犯案

    元丰二年（1079年），是苏轼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他调任湖州太守，这已经是他自熙宁三年（1070年）离开京城后第四个任职的地方。此前，他在杭州任满之后，调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满后调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满后再调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调任，都要礼节性地向皇帝上表致谢，内容无非是谢主隆恩之类的客套话。苏轼却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之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俗话说，祸从口出，苏轼吐得多了，给人留下把柄的机会也就多了，何况还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从他身上挑出一点材料修理他呢！这一次，苏轼就因为他的臭脾气，给人落下了话柄。他在谢恩表中有这样一句话：

    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苏轼在这里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某种气味，便将其中的“新进”、“生事”等语摘引下来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关于“新进”、“生事”的出处，还有一段背景。

    “新进”一词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生事”一词出自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变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的谢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报全文刊载，他是名士，其手笔照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谢恩表刊出之后，那些“新进”们自然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御史中丞李定，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苏轼在赠朱寿昌的诗中，也曾影射过他，故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报复。他从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弹劾苏轼，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要求对苏轼严加查办。

    然而，单凭苏轼谢恩表上的一两句话，是不足以扳倒苏轼的。凑巧当时出版了一本名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苏轼犯罪证据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作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苏轼因对新法不满而贬杭州，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在这段时期内，他随感而发，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诗可以抒情，诗可以言志，苏轼在他的诗中，难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抒发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满情绪，进而讥讽朝政。

    李定等人将苏轼的这些诗搜集起来，断章取义地作为苏轼攻击朝廷的犯罪证据。

    比如咏青苗的两句：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的两句：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的两句：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的两句：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些诗句，都是诗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且在当时还被传诵一时。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这些诗句作为苏轼讥讽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特别是咏桧树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更是说成是影射皇帝，他们说：“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在九泉下对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赵顼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下诏将苏轼就地免职，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审讯。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由于苏轼这次是因诗而获罪的案子，是由几名御史一手制造，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2、拘捕

    李定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挑选一个名叫皇甫遵的官员到湖州传达圣旨，免去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们向皇帝请示，说苏轼在押回京师途中，每天夜晚必须关进监狱里过夜。赵顼没有答应御史的请求，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无杀害苏轼之意，案子既然有人控告，他必须依法办事，但他更愿意给苏轼一个解释的机会。

    苏轼有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是他印刷的，当他得知诗集给苏轼惹来大祸的消息后，赶忙派人去给身在南部的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即派人告诉苏轼。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一次赛跑。

    朝廷使者带两名御史台的衙役和儿子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在靖江因事耽误了半天行程，结果是苏辙派的使者先到湖州。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达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不敢出来，他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并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两名差官一个手执御史台的公文，一个手提包裹，包裹中的刀剑隐约可见，他们面容冷漠，一言不发，气氛非常紧张。苏轼开口打破僵局，说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死无疑。请求回家与家人告别，然后随上差赴京伏法。

    皇甫遵淡淡地说：“事情还没有严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