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 (第19/20页)

灵通，发言权威，总能得风气之先，居全国之首。北京的学术界，不能不优秀。事实上，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成果出在北京，中国最杰出的学术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来一直被全国视为楷模的学术传统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学术界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气和痞气。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如果说，过去北京学术界尚有“高士”那么，时下则颇多一官迷”表现之一，便是特别热衷于cao作各类学会协会。为学术交流故，成立学会，展开讨论，从来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做法，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学会协会中会长理事之类“一官半职”是也。先师吴林伯教授曾总结概括各类学术讨论会的四项任务，曰“封官、办刊、会餐、爬山”于是它便往往变成一种为少数人蟾宫折桂提供舞台，为多数人公费旅游提供机会的活动。所以，每到学会换届之时，你便总能听到一些喊喊喳喳的声音，看见一些上窜下跳的影子，而这些声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当然，说有此念头的只是北京学人，是冤枉的；说北京学人只有这种念头，也是冤枉的。他们的标的，可能并非区区理事，而是“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

    我十分赞成学者科学家参政议政，甚至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官总要有人做。做官并不丢人，就像做工、种田、教书、做买卖并不丢人一样。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然而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我就曾亲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也许，会议组织者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表示讨论会的郑重其事和对那几位头面人物的尊重，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吓！他们竟然下作到跑到民营书店过官瘾来了，这同在街头捡烟屁股过烟瘾有什么两

    当然还有更下作的。比如卖论求官、落井下石、拉帮结派、自吹自擂等等。总之是登龙有术，治学无心，因此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东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数日尚在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数日后即摇身一变，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或者东拼西凑抄抄剪剪炮制“巨著”被人发现硬伤又厚着脸皮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不是官气，而是痞气这些毛病，自然并非北京学术界的“专利”但，似以北京为尤甚。

    北京学术界的这种毛病，说到底，就是浮躁之气。

    许多人都发现，现在的北京人，已经少了许多儒雅，多了几分粗俗；少了许多平和，多了几分浮躁。就拿和龙应台“吵架”的那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来说，人家不过是用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叫了一声“同志”就大为光火，挑衅地问：“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犯得着

    如果说粗俗多见于市井，那么，浮躁便多见于学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说，表面化、轻浮、躁动，是八九十年代京师文化的特征。浮躁之风改变了北京学术界风气。一些人急于成名，大部头的一专著一频频问世，但只要轻轻一拧，那水分就会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哗往外流。一些人热衷于当“主编”实际上不过是邀集些”枪手”或招集些学生“编辑”（实为拼凑）有“卖点”的“丛书”另一些人则被各种飞扬浮躁的东西冲昏了头脑“项目、资金、论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标满天飞，取代了对真正学术目标的追求，真正关心人类命运、宇宙本质和学术真理的头脑为浮躁的学风压倒”（郑刚《岭南文化的风格》）。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准则，只知道北京的学术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闹剧开场，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被频繁地制造出来，然后迅速推向全国，而外省那些做梦也想“跑步进京”的风派学人们，则趋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们对这些年北京学术界张扬的种种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难发现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同时也不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其实不提也罢，并不妨碍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甚至可以说，某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根本就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把赵丽蓉变成了“麻辣鸡丝”或者像北京某学人那样把孟子（Mencius）译成了“门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词、老概念、老口号、老主张、老提法，很需要有人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因为它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弄清过。但没有人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做这种工作出不了风头出不了名，与“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也没什么关系。

    看来，北京学术界由平和而浮躁，并非完全因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气和痞气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一变而为“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来说，就决非胆小怕事或见风使舵，而是认准了一条道儿：“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新京派”为什么有点像“老海派”“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确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顾晓鸣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便是以此为题的。所谓“反置”表现在学界，大约也就是北京学人变得浮躁，有些哗众取宠；上海学人则相对沉稳，显得治学严谨。不过，在我看来，那其实不过是一块硬币掉了个面而已。骨子里透出的，还是这两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杨东平所说，上海学人在研讨会上发言讲话极有分寸，就“不仅是为了政治保险，有时也是怕自己的观点被别人剽窃”《城市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