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 (第18/20页)

湾同胞”也颐指气使凶神恶煞，得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现在，谅她还不敢！

    不难设想，如果龙应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陆同胞一，后面还将受到什么样的“礼遇”这种“礼遇一我们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于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晚报》说，龙应台这“气”生得实在不值当。因为这些事情咱们早就司空见惯，想气都气不起来。这位读者还说，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或许还会有人问：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权吧，也用不着那么凶呀？这你就不懂像她那样的“弼马温”不凶，怎么显出是个人物来？要不，怎么叫“拿着鸡毛当令箭”

    那么，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也是官么？当然不是。可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还是“京官”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都是小地方人。”这就叫“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图十五）

    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什么是官气？说到底，官气就是骄虎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严肃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气亦然，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

    事实上，正如座山雕的时代“兵匪一家”王朝时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韦小宝”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内”“高衙内”仗势欺人，靠的是官威，摆的是官谱；“韦小宝”官运亨通，则无非因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赖脸。封建社会的官场作为最肮脏龌龊的地方，从来就不乏病气，只不过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沦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气便暴露无遗

    所以，北京“官商”中态度恶劣者“霸”“私商”中态度恶劣者“痞”比如龙应台在“官商”地盘里（首都机场）体验到的便是霸气，在“私商”地面上（日坛市场）体验到的则是痞气。不过表现虽不同，性质却一样，即都是蛮横无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这其实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病毒。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从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赖”的。表面上的认输服软，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恨。而长期的“奴化教育”则养成了不以作践自己（比如自称奴才自打耳光）为耻的变态心理。因此，北京城内不但有着精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慷慨赴难的燕赵侠骨，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平和恬谈的贵族气度，温柔敦厚的京都民风，也有骄虚的官气和鄙俗的痞气。事实上，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方才会有纯朴的道德，但却又不会有雍容气度和开阔眼界。

    当然，痞气更多的是一种市井气。因为市井小民无权无势，没什么本钱与人抗争，也没有多少能力保护自己。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为了找个心理平衡，他们不能不学会世故和圆滑，甚至学会损人和耍赖。北京的平民比谁都清楚“硬抗不如软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脸有时比义正词严更管用。久而久之，无奈就变成了无赖，圆滑就变成了油滑。同时，粗犷和粗糙也变成了粗鲁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说会道，就构成了痞气。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气甚至能“上升”为艺术，比如红极一时的“痞子文学一就是。这种文学的产生，除这里不能细说的时代原因外，与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无关系。即：一，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东西，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气和厚重，使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升华；三，北京人本来就多少有点欣赏痞气，如果痞得有味道还有内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杨宪益先生诗云：“痞儿走运称王朔，狼子回头笑范曾。”不管我们对这两个人作何评价（本书无意褒贬），都可以肯定他们只会出在北京。

    如果说，官气在朝痞气在野，那么，又有官气又有痞气的，就在朝野之间。

    这个介乎朝野之间的所在，就是学术界。

    北京的学术界无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北京有国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有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那里精英辈出，泰斗云集；有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那里馆藏丰富，积累深厚；有国家出版社、国家电视台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能为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最好的园地；何况北京位居中央，居高临下，四通八达，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