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4/19页)

拍额头“有印象。我记得是有夜…《夜行杂记》？”

    一个人的作品在将近三十年后仍被人记得，这是让人激动的。胡昭衡脸上红光流溢，带了回忆和感慨：“发表《乡村》是沈从文先生推荐，他在《大公报》的文艺版任主编，后来又推荐萧乾担任。沈先生对我帮助很大，我的《夜行杂记》也是由沈先生推荐，后来选入赵家璧编辑的集子，由良友出版社出版。”

    “这就对了。”周扬回忆说：“是1937年出版吧？有茅盾、老舍、丁玲…二十四人的短篇佳作。”

    “我是凑数，不可同日而语。”

    “又谦虚了，没必要。”周扬摇手，见到陈伯达已经走入院门。院子只有巴掌大块地面，随便在哪里讲话都听得清。陈伯达仍是左右摇摆着道方步，cao着浓重的福建腔问：“昭衡又谦虚什么了？”

    “伯达，我给你介绍一下，”周扬为拾起的30年代的话头而兴奋“他就是那个李欣。”

    “我知道，写《老生常谈》。邓拓在北京讲《燕山夜话》，李欣在天津《老生常谈》。”

    “哎，你可不知道，30年代他还是个写小说的作家。”

    “过誉了过誉了，不敢称家。”胡昭衡两只手一起摇摆“你们二位是中国的大家，我是半瓶醋晃荡，何敢称家。”他为尽快摆脱尴尬，忙伸出手请北京来的两位大秀才进餐厅“今天请两位大家吃饭，算我尽地主之道。”

    服务员早已拉开双扇门恭候，三个秀才互相谦让着穿过门厅和走廊，走进一间雅静的小餐室。彼此又是一番谦让。陈伯达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自然坐了主位。周扬和胡昭衡分别在他左右入座。

    服务员先送上热毛巾，三个人擦手擦脸。周扬兴犹未尽地拾起院子里的话题：“哎，昭衡，在延安鲁艺的时候，我还打听过你哩，问他们小京派的那个李欣来没来？”

    “其实我已经到了延安，也知道你在鲁艺，很想去拜访你，没好意思…”胡昭衡歉意地点头，回忆着当年。

    当年，胡昭衡学写作时，郁达夫和沈从文都对他谈到过周扬和“左联”胡昭衡到延安仍写文章。若继续用“李欣”的名字，周扬就会主动找他认识了。他却改了个笔名，叫“胡蛮”

    那时延安搞个“七七文艺奖”进行征文。评奖时，甲等奖空缺，乙等奖评出两名，就是马烽和胡蛮。马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中国的著名作家。胡蛮一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只是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在担任天津市长的同时又出版了杂文集《老生常谈》。

    周扬还记得那次“七七文艺评奖”也让得评上马烽、胡蛮两个乙等奖。“我没想到胡蛮就是李欣。”周扬感慨地问“你怎么叫了胡蛮？”

    “那时年轻，爱搞点名堂。”胡昭衡赧颜一笑“我想，鲁迅，鲁是慢，迅是快，鲁迅就是慢和快的对立统一。我很崇拜鲁迅，尤其喜爱读他的杂感。瞿秋白曾说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这个预见很快就应了，这种文学形式被称作了杂文。我本来就是个杂家，也喜欢写杂文，学着鲁迅给自己取个笔名。当时我正研究匈奴史，中国素有“北湖南蛮”之称。我取胡蛮，也是想来个南北对立统一的意思。从南到北，反正我是杂家，一样不精。”

    “想得妙。”周扬轻轻击掌。

    “也未必年轻才爱搞点名堂。”陈伯达抓起筷子在服务员刚端上来的小碟凉菜里夹起一颗黄豆，边嚼边说“康生同志画墨菊，不是也用了笔名鲁赤水吗？”

    “有什么讲究？”胡昭衡问。

    “对着齐白石呢。”陈伯达又夹一颗黄豆。

    “齐白石，鲁赤水：齐——鲁，白——赤，石——水。”胡昭衡念念有词，嘿了一声“对得妙！”

    周扬却不像听到“胡蛮”的解释时那么兴致勃勃，反而有了什么心事一样，默默夹起一丝红辣椒放在嘴里慢慢嚼。

    胡昭衡不明白周扬生出什么心事，直到1966年周扬受到批判时才恍然大悟。然而，陈伯达仔细嚼黄豆时，已经隐隐品出些周扬的心情。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最近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

    周扬的不舒畅来自于康生。

    早在30年代，周扬与康生其实就有过一段关系。那时，王明、康生、萧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任团长，康生任副团长。而周扬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后，受郭沫若影响，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即在上海参加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任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上海的“文委”也遭到破坏。四名主要领导人，被捕两名：田汉和阳翰笙；剩下周扬和夏衍，也失去与党的联系，条件极为艰苦。

    在失去与党联系近一年之久的情况下，驻第三国际代表萧三通时鲁迅，给周扬等人转来一封信，鉴于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封信提出解散“左联”周扬和夏衍商量之后，作出解散“左联”的决定。

    可是，近年来不断听到“周扬、夏衍背着鲁迅解散‘左联’”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从哪里吹出来的还不清楚，但风是越吹越大。解散“左联”的信还是通过鲁迅转过来的，怎么能说是背着鲁迅？更重要的是，萧三来信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康生完全清楚这段历史，却始终不出来说句话。

    不知什么原因，周扬见到康生时，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这位略显驼背的枯瘦颀长的老人，脸上很少出现血色和笑容。在延安时，历任社会部长、情报部长、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曾经大搞“抢救运动”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伤害了一大批好干部，至今许多老干部“谈康生而色变”

    他好像生来就是要跟别人对着干。像齐白石这样的大艺术家他也容不得，也对个“鲁赤水”

    周扬的脑子里闪过两年前那一幕：

    1962年，周总理、陈毅在广州开会，向知识分子脱帽敬礼，在礼堂开联欢会，跳舞。是为了宽松，为了活跃文艺界空气，把过去几次“运动”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紧张关系放松放松，紧张气氛消除消除。

    全场气氛活跃，欢笑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