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2/19页)

么为生？”

    “不劳作。”胡昭衡摇头皱眉“开赌局，‘抄手拿佣’，把持粮栈，拦河取税，开脚行。这些行业都和府县衙门差役有勾结。吏不举，官不究就是了。”

    “昭衡同志，”陈伯达不知不觉中已改变了“胡市长”这种称呼“你对这种人很熟嘛，旧军队里类似这种人不少？”

    “俘虏过类似这种人。抗战刚开始时，新拉起的队伍这种人不少，在内蒙刚组织队伍时，也有过类似的人，有的改造好了，有的淘汰了。”

    “毛主席讲过，不主张队伍里把这种人全清除。”

    “队伍刚拉起来时，打仗少不了这种人，憨不畏死，不像老实农民刚到队伍上胆小。打过几仗，农民勇敢了，这种人要是没改造好些，就弊大于利了。”

    “混混儿也算下九流？”

    “优、娼、皂、卒、批、捶、奴、蛋、剃，”胡昭衡数一遍“算哪一流？有点不入流。”

    “下九流也不简单，卑贱者最聪明，韩世忠算卒，梁红玉是娼，李逵是皂，阮氏三雄是蛋，陈胜、吴广都是奴…就是这个优？”

    “四大名旦都是优。”

    “哈哈哈，”陈伯达笑出声，将手搭在胡昭衡手背上“现代红的是优，常香玉捐飞机我们捐不起。昭衡啊，哪个学校毕业的？”

    “1935年考上北大，没毕业。七七事变就投笔从戎了。”

    “秀才秀才，是夫子。”陈伯达变得亲呢，抓着胡昭衡的手背用用力“走对了，投笔从戎。你这一投笔，现在就无须纸上谈兵了…”

    胡昭衡虽然被承认是“秀才”、“夫子”听过陈伯达最后的这番感慨，眼里却茫茫昧昧未能闪烁出悟性的光辉。

    子夜，胡照衡在日记上记了这么两句话：

    “伯达同志叫我夫子，我很不安，他是大家，我差得远。但他总说自己是纸上谈兵，不知何意？”

    随着春的浓郁，树的泛绿，大自然越来越勤奋，一天比一天早地苏醒，并且丝毫不停地伸出手去，轻轻地、悄悄地揭开夜幕。没有欢呼，无须腾跃，就那么庄严缓慢地将光与色彩的变化自东向西地伸展开来。

    胡昭衡从睦南道向大理道折转，沿着路边慢跑。他注意生活的规律性，晨练与夜里写日记一样，不可或缺。

    当那个矮矮的已然熟悉的身形影影绰绰晃入眼帘时，他感到有节奏的心跳起了一瞬变化，从马路右边躲过两辆自行车，跑到马路左边。十秒钟之后，他的跑步变成走步，并且招呼：“伯达同志。回来了？”

    “你早晨跑步？”陈伯达立住脚。

    “习惯了。”胡昭衡近在咫尺地停下来，调整呼吸。

    “我走步，跑不动了。”陈伯达口气忽然一转“有什么消息吗？”

    胡昭衡怔一下，不知所指。

    “有什么人来天津，听到什么消息？”

    “四位副总理来过，谈到毛主席关于反对故步自封的批示。”

    “有大量的好同志，被那些高官厚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一切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陈伯达随口背出一段，令胡昭衡暗吃一惊。“还有什么？走，走着聊。”

    两个人沿大理道走下去，把一幢又一幢外国别墅式小洋楼甩在身后。胡昭衡牙齿间丝丝吐气地想：“这个这个…”

    “康生同志说，要注意主席给柯庆施那个批示。”胡昭衡终于想起一个消息。

    “康生？”陈伯达陡地停步，望一望胡昭衡，接着又向前走，脸上呈出思考状，像自言自语“柯庆施…就是柯庆施抓曲艺工作那个文艺情况汇报？”

    “你记忆力真好。”胡昭衡点头，由衷地说。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陈伯达证实自己的记忆力一样，又背出一句，接着就是默默无言地散步，显然在想什么。

    “对了，周扬和夫人苏灵扬同志今天下午来天津。”

    走过几步，陈伯达才问：“来干什么？”

    “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

    “你们过去认识？”

    “我上学时就知道他，30年代，青年学生很少不知道他的。在延安见过他，没机会认识。还是来天津以后才认识的。”

    他们已经走到赤峰道。陈伯达看一眼表：“回吧？走快点。”

    无言地急走一段，望见大理道招待所时，陈伯达才放慢步子，活动着双臂说：“他是‘左联’书记，又是‘鲁艺’的院长。现在全国有名的文艺领导干部和作家、艺术家，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懂吗？”

    胡昭衡点点头。

    “其实你不全明白。”陈伯达说到这里，匆匆转开话题“哎，天津挨北京近，来人多，有什么消息经常通个气。”

    二十五年后，胡昭衡回忆当年，曾感慨：当时可以说没全懂。毛泽东批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陈伯达马上想到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周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

    可是，陈伯达仍然说：“下午去接周扬，叫我一声。”

    胡昭衡点点头，准备分手：“伯达同志在津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就跟我讲一声。”

    陈伯达拉住胡昭衡的手，这是他表示亲近的常有动作，放低一些声音：“我要召开一个座谈会，你找一些有水平的明白人参加。两上题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和好的经验；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认识、体会、经验教训。”

    “什么时候开？”

    “明天，座谈要有理论有实际有数字。”陈伯达把胡照衡再扯扯近，声音再放低些“告你个消息，少奇同志要来天津。要谈这两个问题。”

    “噢。”胡昭衡点点头，发现陈伯达已经靠他很近。

    市长的“别尔克”轿车驶向天津站。坐在车后座的陈伯达和胡昭衡都不怀疑，他们之间已经迅速建立起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即便还不能说“密，”至少也能说“亲近”

    应该说是陈伯达首先肯定了这种“亲近”他在小站蹲点“四清”隔三差五回趟天律，胡昭衡总要利用休息时间来看望，海阔天空聊一番。彼此知识面都不窄，共同话题很多。

    那是胡昭衡第二次看望陈伯达，陈伯达为他斟一杯茶说：“秀才交往，清茶一杯。”对，就从这清茶一杯，他开始无话不谈。

    陈伯达要一同去接周扬，这道理很简单。周扬也是个大秀才。午睡后，胡昭衡去请陈伯达出发，陈伯达一边系衣扣一边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