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2/19页)

是各种形状的砚台。

    康生打开一个盒，用两手取出其中的砚台。

    “你们看，这是人类化石做的砚台。”康生嘴巴一抿，脸上漾起一层浅笑，掀着眼皮点点头，表示无虚言，表示得意自豪。

    那砚台白里透粉晕，有石英一般的剔透感和黄釉一般的润泽感。康生以手指代墨，在砚里做研墨动作：“涩不留笔，滑不拒磨。别以为人骨化石作砚只是摆样子，真使用起来，既不伤笔，下墨又得力。”

    在一阵喟叹惊漾声中，康生带着暗暗自喜的神情等候客人们都“惊”个够。家有宝砚无人知，在他看来大概也算衣锦夜行吧？他乐得让客人开眼。

    “看看这个，这是两亿年化石所做的砚台。”康生又打开一盒，接着便眯细了双眼，欣赏那意料中的新起的惊叹赞羡声。

    “好了，再看看这块。”康生不慌不忙再开盒取出一方砚台“这块，这是五亿年化石做的砚台。”

    于是，惊叹之声以更大的势头涌起。康生耷拉着眼皮，目光轮替在客人们脸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那神情仿佛沉浸在一种美妙无比的享乐中。

    半小时后，客人陆续回到客厅。康生点燃一支香烟，在沙发里坐好，深深吸一口，目光闪烁地环顾一圈，脸突然阴沉下来，眉宇间冒出一股萧杀之气。

    “夫子一来，全打乱了。咱们还拾起开始的话题吧？”他的目光已经像冬天的寒星一般冷气逼人，望住胡昭衡问“昭衡同志，杨献珍搞了许多黑窝子，你们天津党校就是他在全国的窝子之一。”

    胡昭衡没做声。他是市长，不是市委书记，对党校情况确实不知底。

    “杨献珍这个人很坏，我早就看透这个人了。”康生一旦开始攻击人，习惯将左臂端起，臂肘贴紧肋部，讲到激动处手臂便开始抖，越抖越要贴紧肋部。“他在较长一段时间蒙蔽了许多人，无非是靠了他的所谓四大资本。但他骗不了我。”

    康生稍作停顿，他激动起来痰也多。他不像有人那样激动起来瞪眼睛冒火星，而是眯细眼，目光像冬夜的星星一样寒冷锐利；脸孔也并不涨红，而是变得青灰，愈显阴森。他就那么一边下大力气从肺里往出咳痰，一边用手绢捂在嘴前防止痰星四溅，一边有声有响地朝痰盂里吐，一边大嘴不张地咬着牙根讲话：“他骗不了我！第一，自称什么哲学权威。什么权威？他其实连“会有无谓之元”①也不清楚，他是什么哲学权威？第二，标榜什么延安传统，他的延安传统，就是饶漱石、习仲勋派俞凯丰去当党校校长，赫鲁晓夫抓我们的党校。第三，就是他那十六字方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他是在意识形态上大搞两面手法的典型：宣传马列主义而反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反毛泽东思想。第四，就是老党员。其实他从1941年就写文章反对毛主席，这就是他的老党员…”

    ①照胡昭衡日记抄来，笔者不懂。

    客人们只是听，什么也不讲，也不好讲。串们是聊阔天的，搬出这么敏感、尖锐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大家都有些无所措手足，而且也不了解背景和上面的矛盾由来。

    胡昭衡和广东来和客人互相望望，好像目光没处放；胡锡奎打量着房间，目光最后落在客厅挂的那块“三洗堂”横匾上。

    康生似乎发泄够了，用手绢擦擦鼻子和嘴，去端茶水杯，曹瑛看出客人的尴尬，讲一声：“说点轻松的话题，又不是开政治局会。”

    康生发现胡锡奎望着“三洗堂”出神，便借机换了轻松些的口气轻松些的话题。

    “我这三洗，叫洗目洗耳洗心。”他用手指点横匾“洗目，要看全面；洗耳，要兼听；洗心，要思想改造，要反省。所以我自号三洗老人。”

    胡昭衡起身细看匾上的三个字，心有所动。自己年轻时曾动脑子想个笔名“胡蛮”康生应知天命了运动脑子想个笔名“鲁赤水”去和“齐白石”相对。心动嘴张，脱口就说了一句“康老其实不老，心年轻；老人就淡漠了，干什么都没兴趣，年轻人才会动脑筋想出三洗堂…”

    “康老的字真是入木三分。”一位客人极尽赞誉之词。

    康生已经随大家立起身，对这种目光集中“三洗堂”似感不自在，说：“伯达同志是秀才，他的字不错，刚为于立群同志写了一幅。”

    他从桌案上一卷纸里寻翻，找出陈伯达为于立群所写“女书家”展开来请客人们欣赏。

    当客人们围到“女书家”周围议论时，康生轻扯一下胡昭衡衣袖，走开两步，耸了一下肩膀，略带赧颜地望望厅上挂的横匾说：“我刚才讲三洗，那是公开的说法。你是夫子，不瞒你，其实内幕还有洗牙洗脚洗屁股。”康生自谑地点点头“牙不好，不洗常容易肿痛；不洗脚我睡不好觉；不洗屁股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痔疮严重…”

    十月是北京的黄金季节。天空蓝得醉人；白云轻柔，惹人还想无边；空气从来不曾这般透明，目力所及，远山近楼、树木，甚至大烟囱上的避雷针，都将最细致的形态以非常的清晰显露出来。

    胡昭衡放下电话，一种莫名的愉快一阵又一阵涌遍全身。陈伯达来电话请他去家里吃午饭，并且派专人来接他。愉快不在于吃饭有酒，而在于见面和聊天。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秀才交往”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他翻开日记。这本日记很厚，已快写满一本。从1964年10月22日到1965年10月14日，近一年的日记，数，数，与陈伯达见面多，达三四十次；然后是周扬，几乎每月都能见一两面；再次便是康生，应约去康生家就三次，按照日记本所剩页数计算，这个厚本子大概够他记到年底，那么这个日记本就太有价值了…

    胡昭衡翻阅日记很快，脑子转得更快，逝去的日月，逝去的事件，逝去的音容举止像电影一样在脑中闪过。他一向感觉看日记比看电影过瘤，因为这是活的亲自参与的“电影”

    这种快速的阅读浏览，忽然使他有了一种新发现，并且为此而怦然心跳。正象看电影，孤立的一个镜头只能看出形象，连续的镜头就会活跃出情节、故事和思想。

    他惊讶地发现，交往最多的三个“大秀才”除了琴棋书画有一致的兴趣，其他的生活、工作与思考，都是沿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轨道向前展开，那努力的方向决不是一个。

    传统上，人们都以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可是边看日记边回想，他几乎没谈过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十次见面不曾专意谈一次理论。1964年他在小站搞“四清”蹲点，还讲讲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