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遇上文学青年 (第4/5页)

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干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风？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cao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挟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像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1968年。女儿17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惟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都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恶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乎…他竟带着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像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加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着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带到派出所的。他骑着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1968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惟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39岁，而女儿才刚刚17。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像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着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着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着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像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50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1929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沉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30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6000首，精选出30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