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 (第3/3页)

的三部曲，以及同父老村民们关系的三部曲，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这一点是高明的。不错，三部曲的偶然机缘，使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

    但是，在偶然的背后呢？有没有宰偶然的东西？这东西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作者有所感，但没有明言；我——读者，有同感，却难以言传。你把一个有抱负双有毛病的年轻人投进不正之风的泥潭，以至不能自拔，由此引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故事来。你很敏感，你敏锐地感觉到新的事物，你又在努力使自己深刻地理解这些新的事物。你深刻理解了吗？你掌握你的人物的命运了吗？你不以教育者自居，只管让你的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实地表现自己——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终于，在人生观的高度上领略人生的真谛。但是，你没有写完，没有写到觉醒，尽管作品已露出真情和深意，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然而，毕竟没有写完。

    你给读者出了难题。

    读者解题的过程，就是艺术欣赏的过程。高明的作家，总是留有余地，激发读者投身其中，死死地拽住他们，以其无比丰富的聪明才智，和作家一起共同创造自己的典型形象。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你发现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子啊！

    我指的是巧珍。她虽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插而不自贱。他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为他而死，但必须以对方的爱情作为前提。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像有些农村姑娘失恋之后，或者忍气吞声，甘愿在命运面前认输；或者死去活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反而从失恋中痛感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农妇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巧珍的可爱，足以使读者的精神为之升华。较之高加林，这是一个丰富而不复杂的灵魂。较之电影《乡情》中的那位翠翠和《牧马人》中的那位秀芝，巧珍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易使人动情。

    巧珍和加林，都是你的发现，你的创造。

    归根结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目前，探讨“人生”的小说多了起来，大多数是不错的，但也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把“人生”引向虚无，把“人生”引向自我，把“人生”引向生存竞争。在这种纷扰的情况下，而且在目前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情况下，《人生》的出世，怎么能不叫人高兴非常呢？

    当一些文艺工作者不顾生活的真实，不顾艺术典型化的方法，不顾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咋咋呼呼搞那些伪文学、“隐私文学”、“性爱文学”

    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不大为人们注意的作家闷了整整三年，几次动笔，几作作罢，终于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这部十二三万字的精心之作，这样认真而踏实的态度，难道不使人高兴吗？

    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宣传《人生》多么好，多么适合改编电视剧和电影；宣传现实主义的不过时；宣传现实主义并非老而无用。我当然不认为现实主义不要发展，不要扩大，不要吸收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手法和技巧，诸如内心的独白，意识的流动，直感和印象，象征和荒诞、迭印、时空交叉，多视角，多声部街道等等。当然，我也不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描绘中华民族的面貌和心理，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独尊儒术。我们有过教训，我们没有那么狭隘。

    平心而论，现实主义需要充实和发展。因为时代充实了，发展了。你是坚持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你多年来孜孜不倦，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名篇，你假苦觉得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够用，想借助诸如“意识流”之类一用，我认为不但不坏，而且很好。以生活和人民为基础和前提的艺术创造、艺术革新，都理应受到鼓励而坚决地不准横加干涉。

    革命现实主义从善如流，革命现实主义生命常青，现在还不到革命革命现实主义的命的时候。现实主义应该和现代派展开竞赛，用理论，用创作。

    我扯得远了，请你给我以提示：你怎样写作《人生》，怎样理解《人生》才不致离题万里？

    我刚自外地开会回来，迟复为谦。武汉太热，涿县凉爽，保定中暑，北京时热时好，西安如何？

    握你手！

    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