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 (第2/3页)

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吗？

    致

    敬意！

    路遥

    路遥同志：

    短简收悉，我为你高兴。

    你带来了好消息，你的消息唤起我种种想法。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

    有同志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认为不是，或不全是。有同志说这是一部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小说，从作者品立意这高来看，我认为不是，或不完全是。有同志说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有同志说他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有同志说高加林见新忘旧、吉新厌旧；有同志说他追求真正婚姻的自由，为事业寻找文化相当的合法配偶…其说不一，不一而足。按我的经验，作家笔下的性格复杂到使评论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往往证明这一性格确真而不矫情。

    高加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从《人生》总体结构的揣测观察，高加林无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他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磨练之中。

    《人生》中偶然的机缘主宰着人生的命运。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高加林不断的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被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掉，这就是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生中被你巧妙地截取下来的一小段。这一段选得好，人情世故都有了。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同巧珍爱情关系上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亚萍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