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2/3页)

于是，九龙地位问题，就成了平等新约的一个最大讽刺。九龙收不回来，还叫什么收回租界呢？还叫什么“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呢？所谓“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选

    而且就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无论事实上或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早两天还只是就这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说的，其实，若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汪精卫与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签的协定，明明“已有平等条约的形式”那就早的不止两天而是两年了。（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国民党的国立编译馆“不愿汉jianian废除不平等条约废得比国民党早”就只好篡改历史，硬把没签约的“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张冠李戴起来，这当然是煞费苦心的，难怪高中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选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还是落在汉jianian后面，因为早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率先演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取消领事裁判权，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jianian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十月六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ｄｅｌｌＬ.Ｗｉｌｌｋｉｅ）来中国时候，呼吁赶快跟进。于是十月十日，才有了宣布。但是宣布不是签约，当国民党赶到“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与美英两国签约的时候，汉jianian早就于“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向日本要回这些权利了。同年六月三十日，汉jianian与日本再订了“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实施细则条款”八月一日，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并把这一天作为“复兴节”？选

    汉jianian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感遗憾。在日记上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英美拖到这年才放弃不平等条约，其实做的，只是顺水人情、空头人情而已。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中曾有论列，他说：“是时英美在华的势力和地位，已完全被日本侵占。在三十一年的太平洋战争，是英美的惨败年。香港、新加坡、马来半岛、菲律宾、荷印、越南、泰国、缅甸等地，都被日本侵占。英美当时放弃的在华特权，是已经丧失了的特权，对中国是‘惠而不费’，所以英美这项措施，是最贤明的措施。”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亦认为一九四三年初，西方国家与蒋介石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象征性的举措，以反制日本反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〇ｒｙ〇ｆＣｈｉｎａ，Ｖ〇l.１３，Pt.２，Ｐ.５３３）

    但是，汉jianian的快马加鞭又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意大利也废除了。王世杰、胡庆育在《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一书里说：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日本政府与南京伪组织签订协定，规定将北平使馆界之一切行政权与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还伪组织，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权，则予取消。同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之声明。

    但是，汉jianian的快马加鞭还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意大利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法国也废除了。维希政府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宣布放弃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宣言同时通知重庆与南京，且于五月中旬与南京汪政权签订协定，将平、津、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移交给汪精卫。蒋介石抗议无效，法国维希政府更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与汪政权签订“法还沪租界协定”交出上海法租界。蒋介石一怒之下，于八月一日与维希政府断交，并于八月二十七日承认戴高乐的流亡政府。但戴高乐并不承认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取消法国在华不平等权利，不过同意以订立新约的方式废除之。于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蒋介石还要与法国商谈这个问题，更拖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法新约才正式签字。可见汉jianian的爱国戏，演得比蒋介石又早又快。在中法关系上，蒋介石同法国签平等新约，远落汉jianian三年之后，国民党的“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选

    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但落在汉jianian后面，并且落在“军阀”后面。前面说到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汉jianian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得多。

    以德国、奥国为例。“军阀”在一九一七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在南方极力反对，但是参战可以把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后证明了“军阀”比国民党判断正确，与德国、奥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因此作废了。不但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由“军阀”开始的，即使订立平等新约，也是由“军阀”开始的，那就是“中德平等新约”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订立。德国声明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可见自一八四二年来，第一次缔结平等新约的是北洋军阀，而非蒋介石的国民党，要比国民党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早十一年？选

    再以苏联为例。苏联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由外交部长齐采林（Ｖ.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和它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Ｌｅ〇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采林这个报告。其中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接着就是中苏两国的谈判，而主其事者，就是顾维钧。董霖在《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写道：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氏屡将中国之愿望诉诸一九一九年之巴黎和会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之华府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两国因战败而丧失在华特权。惟最早由外交途径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由顾氏主持。彼以中国外长资格与苏联特使加拉罕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