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第1/3页)

    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一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丢了辽阳、鞍山；三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丢了洛阳；五月就丢了老河口；六月就丢了开封；七月就丢了兖州、襄阳；九月就丢了济南；十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十一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页五一Ｏ至五一一）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五至二Ｏ八）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页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十二月三十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同书，页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一月二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选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页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华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ＳｈａｗＹｕｍｉｎｇ，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３）蒋亦曾于八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