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第1/3页)

    第三节 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黄埔军校的设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一切反对势力自然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亦就首当其冲。黄埔师生的第一仗，就是“平定商团”…(略—编者)

    不到三个月，蒋介石率领他的东征之师自潮州回广州，平定“杨刘叛变”…黄埔学生军能打败杨刘，据美国领事的观察“功在苏俄军事顾问”(美国国务院编辑ForeignRelations，1925，1；742)

    美国领事的观察可从国民党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证。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以廖仲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此次获敌衣物不报，违犯军律，罪有应得，惟念该连长作战以来…奋勇出众，不无足录，应免处死，着仍在连长任内，戴罪图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谁要处死桂永清呢？蒋介石也“校长以该连长不能表率全连官兵，恐贻恶风，将其判处死刑。”(李敖藏原件附录)只因获得敌人衣物不报，就要判处死刑，引起黄埔学生李之龙、酆悌、冯毅、薛文藻、黄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邮代电”急致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廖党代表，要求“速电校长，变更成案，从宽处治”此前团党代表俄顾问亦“请予从宽处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孙中山丧期，没有立即执行枪决，终得中执会决议宽恕。(见李敖藏原件附录)此一事件可以证实，俄国顾问至少到团的一级。当时中国的军队，包括军阀在内，外国军事顾问到这一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难怪陈炯明要抗议外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蒋介石的性格，对中执会的特赦决议，有未甘，复函说：“特赦桂连长永清自当遵办，唯须处以无期徒刑。”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执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复议，决议：“应免桂永清死罪，令蒋校长酌量减等处分。”(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幸亏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尚未至上，被中执会诸公纠正了过来，否则桂永清早以连长身份魂归离恨天矣！

    同年五月七日，中执会应蒋介石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约略同时，东江肃清后，在汕头组织政治局，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邵元冲、周恩来及市党部代表一人”为五委员“监督指挥潮、梅、陆、海丰各县行政事宜，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李敖藏第七十九次会议录原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党军克复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他的军权虽更上层楼，但是在孙中山死后的新政权中，他仍在核心之外。六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三十日中执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政治委员会临时提出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等十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见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并于七月一日将大元帅府正式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周德伟回忆说：

    最可注意者，此时的蒋介石尚未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代帅被黜为外交部长，久不任官的汪精卫反为主席，汉民大愤，因辞职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为生死敌人，蒋介石则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胡制汪。李著谓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实非是，志此以待考订。(《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未刊手写本，页九十五)

    胡汉民涉廖案之说，因误以胡为右派，其实当时胡、汪、蒋都是左派。三人成为右派是后来的事。胡到海参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写信给“季兄”(汪精卫)，盛道俄国同志关心“中国革命事业”感激“俄同志之招待亲切周至”赞佩新俄之建设“唯有欢喜赞叹而已”(见李敖藏胡汉民十月十一日致汪精卫函抄本)。从胡于途中频频驰函看来，此时胡汪尚未成为“生死敌人”不过胡以代理元帅不愿屈就部长，自有可能，借此游历新俄，以广视听。但是周德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部长许崇智之下。一九二五年为统一军事于七月三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蒋介石名列最后，汪精卫兼军委主席。蒋之策略是先联汪制许，于是许成为蒋之立即“斗争”对象。自汪于孙死后南归，蒋即刻意承欢，尊之为大哥，自称小弟，十分热络，汪亦乐得有蒋之助，信以为此老弟的崇敬为真。蒋遂以整顿军队为名，将军权集中到以汪为主席、蒋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许崇智虽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权势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身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身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