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第1/3页)

    第二节 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加伦将军(General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十二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苏联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狼花四溅。卟！卟！卟！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页二十)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四月二十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页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