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确切 (第4/5页)

斯基则赞成“自我组成的系统”即晶体。

    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象征的对比，正如我在上次讲演中提及的十六世纪象征之一那样。晶体与火焰：两种我们一定要凝望不已的完备优美的形式，两种随时间而成长、而消耗其周围物质的模式，两种道德的象征，两种绝对物，对事实和思想、风格和情感加以分类的两个类别。上文中我暗示二十世纪文学中的“晶体派”我想，也可以提“火焰派”的近似的名单吧。我一向认为自己是晶体派的拥戴者，但是上一段引文却教导我不要忘记作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同样，我也希望自认为火焰派信徒的人看到晶体派那种不声不响、不畏辛劳的风格。

    给予我更大机会来表现几何理性与人生莫测变幻之间的张力的、更为繁杂的形象是城市的形象。我尽力多加叙述我的思想的书依然是《隐身城市》（I女isibleCities），因为我在书中聚集了我对一个单一象征全部的思考、实验和猜想；还因为我构建了一个多面的结构物，在其中每篇短文都十分接近其他短文，组成一个不表现逻辑序列或者等级关系的系列；它要表现的是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可以采纳多重的途径，得出多重的、派生的结论。

    在我写的《隐身城市》中，每一个概念和价值尺度——甚至确切性——都证明是双重的。在某一点上，忽必烈汗体现出了走向理性化、几何和代数的智慧的趋势，把他对帝国的知识降低为棋盘上棋子的行走规则。马可·波罗（MarcoPolo）以大量细节向忽必烈描述的城市，忽必烈却用黑白棋格上城堡、主教、士、王、后和卒的种种排列来代表。这种做法给他带来的最后结论是，他南征北战的目标不过是每个棋子身下的木座：这是虚无的象征。但是，在这一时刻出现了场景的骤变，因为马可·波罗请求忽必烈仔细审视他所看到的虚无：

    大汗想要集中精神下棋，但是下棋的道理现在却让他感到困惑。每局棋的结果是非输即赢，但是赢了什么、输了什么呢？真正的赌注是什么呢？在将死的时候，在赢家的手把王推开后，王位的脚下什么也没有剩下，只有一个黑格或者白格。忽必烈剥去了他多番征战的表层，以看其本质，作出了一次终极的运算：这是一次最终的征服，而帝国多种多样的财宝只不过是虚幻的外衣而已；这最终的征战被降低为平板上的一格。

    于是，马可·波罗说：“大王的棋盘上镶嵌着两种木块，黑木和枫木。大王看着的那一个棋格的木头是从一个在干旱年份里成长的树干上砍下来的；大王看到年轮、木纹是怎么排列的吧？这儿，细看可以看出一个结子：在一个早春，一个幼芽正要冒出，可是夜里下霜，它又停住了。”

    到那个时候以前，大汗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外国人说大汗国的活竟说得这么流利，但是，令他赞叹的却不是马可·波罗的语言流利。“这个有一个小厚疽儿，大概是一个幼虫窝；不过不是钻木虫的，因为钻木虫生下来以后就要往下钻；应该是一个毛毛虫，因为毛毛虫吃树叶子，所以这棵树才被人发现，用斧子砍倒了…木匠用尺子划出了这个边儿，以便和下一个格子接上，更显得清楚了…”这么一小块光滑而空荡的木头中竟然包含这么多的道理，令忽必烈十分惊奇；而马可·波罗现在又谈起黑木森林、顺流而下装满木材的筏子、码头和倚窗眺望的女人…

    从我写下上一页书的时刻起，我就明确意识到我对于确切性的寻求走上了两个方向：一方面，把次要情节降低成为抽象的类型，可以依据这些类型来进行运算并且展现原理；另一方面，通过选词造句的努力尽可能确切地展现物体可感的面貌。

    事实上，我的写作过程一直是面对着符合知识的两种类型的不同途径的。一条途径引向无形体的理性的空间，可以在这里追索将要汇合的线、投影、抽象的形式、力的矢量。另外一条途径则要穿过塞满物体的空间，并且试图通过在纸页上写满字的办法创造出这个空间的语言等价物，作出最细心、最艰苦的努力，使已写出的东西适应尚未写出的，适应一切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总体。这两种奔向确切性的努力永远也不会圆满成功：一是因为“自然”语言言说的总要比形式化的语言多，自然语言总是带有影响信息本体的一定数量的噪音；二是语言在表现我们周围世界的密度和延续性时会显出它的缺陷和片断性：它所言说的总是比我们所能体验的一切要少。

    我在这两条路中间不断地跳来跳去；在我觉得我已经充分探索了一条路的好处的时候，我就跳向另一条，反之亦然。因而，在最近几年，我用以取代故事结构练习的是描写方面的其他练习；在今天，这是一门被大大忽视了的艺术。像一个小学生写家庭作业以《描写长颈鹿》或者《描写星空》为题写作文一样，我也努力在笔记本中写满了这样的练习，而且从这些材料中编写出一本书来。这就是《帕洛马尔先生》（Mr。Palomar），英译本最近已经出版（一九八五年）。这是一种日记，谈的是知识的最细微的问题、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和在使用沉默与语言中得到的满足和失望。

    在这类的探索中，我是一直记着诗人们的实践的。我想到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他描写樱草的叶子细致入微，我们可以在想象中伏在他为我们描述的叶片上的花朵：他就是这样地把这一植物的纤细秀丽赋予这首诗的。

    我也想到了玛丽安·莫尔（MarianneMoore），她在描写她那动物寓言集中长着鳞甲的食蚁兽和鹦鹉螺及全部其他动物时，是把动物学著作中的有关知识和种种象征的和寓言的意义融汇在一起的，从而使她的每一首诗都是一篇讲道德伦理的寓言。我又想到了尤赫尼奥·蒙塔莱（EugenioMontale），可以说他在《鳗鱼》这首诗中总结了上面两位的成就。这首诗只有一个很长的句子，形体像一条鳗鱼，记述了鳗鱼的整个一生，使鳗鱼成为一个道德的象征。

    但是，我尤其想到了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Ponge），因为他以他短小的散文诗创造了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体裁：那个小学生的“练习本”：在这个本子里，他把文字作为世界上现象的延伸而开始练习写作，通过了一系列的预演、草稿和概算。对我来说，彭热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万物有本心》（Lepartiprisdeschoses）中的简短篇章和他其他的同类作品，虽然读的是一只虾、一个石子儿或者一块肥皂，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