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确切 (第3/5页)

伦·坡（EdgarAllanPoe）直线地推本溯源。

    在爱伦·坡身上——在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眼里的爱伦·坡——瓦莱里看见了“明快的魔鬼、分析的天才、逻辑与想象力、神秘主义与明确计算的最新式、最有诱惑力组合的发明者、研究特殊现象的心理学家、研究和使用全部艺术手段的文学工程师”瓦莱里在论文《波德莱尔的情景》中写了这段话；我认为这篇论文具有某种诗学宣言的价值；他还有另外一篇论爱伦·坡和宇宙创造论的论文，其中谈到了《尤莱卡》（Eureka）。在论爱伦坡的《尤莱卡》的论文中，瓦莱里就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是作为一种科学思辨的宇宙创造论提出疑问，并且雄辩地反驳了关于“宇宙”的观念，这也是对于“宇宙”的每一个形象所具有的神话般力量的肯定。在这里，正如在列奥帕第那里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关于无限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还有，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宇宙论猜想被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列奥帕第就是在几篇“伪经的”散文中来以此作为消遣品：《斯特拉托尼·达·兰普萨科的伪经片段》谈地球的开始、尤其是终结，地球变得扁平、空心，像土星环一样，渐渐消散，最后在太阳中烧毁；他翻译的一篇伪经犹太法典文段《大野雄鸡之歌调》（Canticodelgallosilvestre），在这里整个宇宙都毁灭、消失了：“广漠无垠的空间中将笼罩着一种赤裸裸的寂静和最为深沉的凝重感。这样，宇宙存在的这种奇异而令人惊惧的秘密还未及探明和理解，就会消隐、化为乌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令人惊惧而又不可思议的不是无限的空无，而是存在。

    这篇讲演一直上不了我预定的轨道。开始的时候，我是要谈确切性、而不是谈无限和宇宙的。我是想要告诉诸位我热爱几何形式、对称、数列、一切可组合物、数的比例等等；我是想要解释一番我就我对界限、量度等…的忠诚态度所写下的东西…但是，很可能，正是这个关于形式的观念引发出来了关于无限的观念：整数序列，欧几里德直线…与其向诸位谈我已经写的东西，还不如谈谈别的更有意思，比如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会促使我写些什么：有的时候我力图集中精力写一篇我想要写的短篇小说，可是我却又知道我感兴趣的完全是别的内容，或者不是什么具体的内容，而是符合我应该写的内容的某种事——这就是某一论据及其全部可能的变体或取代物之间的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这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毁灭性的着魔心态，足以使写作无法进行。为了对抗这种心态，我想尽力限制我要谈论的范围，把它划分为更为限定的范围，再加以划分，等等。可是另一种晕眩又袭击了我，这就是细节的晕眩，我被拖进了无限小，或者极微之中，正如我以前被拖入无限大之中一样。

    “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我想用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这位伟大而有见识的宇宙论者的哲学来解释福楼拜的这句名言；布鲁诺把宇宙看成是无限的，由无数的世界组成，但是他又不能称其为“完全无限”因为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上帝却是无限的：“他的全部都是在整个世界，而且是无限地、全然地就在这世界的每一部分之中。”过去几年之内我最常读、重读和思考过的意大利文书籍之中，有保罗·杰里尼（PaoloZellini）的《论无限性的简史》（BreveStoriaDellinfinito，1980）。本书以博尔赫斯对《龟的化身》的无限的攻击开卷[#]（这个概念令其他人走上歧途并且困惑），继而评论有关这一议题的全部论据，结果，消散了这个议题，使无限性转成为艰深的无限小。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形式选择和对于某种宇宙论模式（或者某种总体的神话学参照系）的需要之间的这种联系，甚至在并未清晰宣扬这一点的作家身上也是存在的。这种几何布局的爱好的历史可以马拉美开始在世界文学中探索，而这种爱好是以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有序和无序的对照为基础的。宇宙分解为一团热，必定化为熵的涡动，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某些有序的区域，即存在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倾向成为某种形式；即某些特殊的点，我们在其中似乎可以见出某种图案或者图景。一篇文学作品就是这种最小部分之一，其中的存在物结晶成为一个形体，形成某种意义——不是固定的、不是限定的、没有变得岩石般稳固僵凝，而是像有机体一样是有生命的。

    诗歌是偶然性的大敌，虽然它又是偶然性的女儿，所以，归根结底，偶然性将会赢得战斗（投一次骰子不会取消机遇）。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可以看一看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形体艺术和后来在文学中蔚然成风的对逻辑的、几何的和形而上学的程序的重新评价。如法国的保尔·瓦莱里、美国的华莱士·斯蒂汶斯（WallaceStevens）、德国的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Benn）、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亚（FernandoPessoa）、西班牙的拉蒙·德·拉·塞尔纳（Ra摸nGomezdelaSerna）、意大利的马西莫·邦探佩里（Massi摸Bontempelli）和阿根廷的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

    因为具有精确的小平面和能够折射光线，晶体是完美性的模型，我一向珍视它，视它为一种象征；而且，这一偏爱已经变得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晶体发生和成长的某些特性和最基本的生物体一样，在矿物世界和有生命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我为寻求对想象力的刺激而涉猎的科学著作中，我最近看到，生命体形成过程的模式“清楚地体现在晶体这方面（特殊结构物的恒定）和火焰这另一方面（尽管内部强烈震荡，依然保持外部形式的恒定）”我所引用的是马西莫·皮亚泰里-帕尔马里尼Massi摸Piattelli-Palmarini写的序言，这本书是专论一九七五年在罗奥蒙特（Royau摸nt）中心由让·皮亚杰（JeanPiaget）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进行的一场辩论的（LanguageandLearning，1980，p。6）。火焰与晶体的对比的形象可以用来显现向生物学提供的选择，并且由此而过渡到关于语言和学习能力的理论。我现在是不谈皮亚杰和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见解中包含的对科学哲学的意义；皮亚杰主张“噪音中的秩序”即火焰的原则，而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