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干杯吧托玛斯middo (第1/4页)

    第16节 干杯吧，托玛斯&midd

    眼神

    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谁？

    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吹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属于张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你哪儿都不在

    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沟通的可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与人类接触时，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头发、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