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我是踮脚儿不是瘸子 (第2/18页)

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cao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唇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唇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脱不开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日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塞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日式唇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唇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根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根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根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精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欢迎。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压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性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挺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挺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满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枪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日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神农架，打枪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洞；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中似乎颇有地位，是考察队长的怀中人，这一点我一上车就发现了。考察队已发了外电，尚未对国内媒体公布消息，怕沿途引起难以预料的sao乱，因此一路保密。考察队要在房县做短暂逗留，然后将日夜兼程赶往首都北京。车队到房县我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