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三章 (第3/7页)

“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