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5/6页)

有潜在的危险品的性质，以及为一些简直说不出道不明却又尖利而残酷的思绪，是的，他早就想写一本叫做《阿姐》的书，开头为什么没写，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也总不写？现在憬悟出，也许是由于不忍，是的，不忍，不忍心下笔…

    5

    阿姐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和勇哥结了婚。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看见mama从她那古旧的铜片包边的小樟木箱中取出一对金镯子，郑重地递给了阿姐，而阿姐则把一厚摞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日记本捆在一起，递给了mama，说：“别保存，抽空烧了它！妈，您记住，烧了它！我不想自己烧，您替我烧，啊，妈？”mama有点吃惊地接了过去…

    阿姐婚后的头5年间，看去是幸福而满足，安适而平顺的。

    鞠琴姐真是阿姐命中的福星。难道仅仅因为当年的大火灾之后，阿姐挽着父母双亡的鞠琴姐的胳膊，在蜀香中学的cao场上默默地兜过圈子，冥冥中的主宰就总让鞠琴姐在阿姐人生途程的转换站上，为阿姐出力帮忙并且总能玉成好事？

    鞠琴姐给阿姐介绍了对象，促成了阿姐和屈晋勇的婚事，在阿姐联系调动的过程中，鞠琴姐偏又认识阿姐想去的那个单位的人事干部(当年一起参军，但因不适应舞台演出而早就转业的一位男同志)，结果婚事办完不到两个月便调动成功，那是一个专业与阿姐所学对口的研究机构，那里可能也有爱拔“大葱”的人，但至少总不会如同河北那所专科学校的那位瘦高个黄牙齿的“拔葱将”那般粗鄙和颟顸，再说，阿姐所嫁的屈晋勇有大尉军衔，出身贫苦，在演员队中任党支部副书记，阿姐因此属于军属，这样，你也就难以再把她视做一棵“大葱”…我想，阿姐心中曾经笼罩着的恐怖感，那几年里至少是浓缩冷冻深储在了灵魂的角落之中。

    然而阿姐更加不复是学生时代的阿姐。当年的那具吉他她没有扔掉，却再没有抚弹过，装在乌黑的大盒子里，搁到了双人床下面靠墙的深处。

    “晋勇！别摘那老的！摘上头的！摘嫩的！”

    阿姐从楼窗里探出胸部以上，刚用香皂洗过脸，短发梳得整整齐齐，红光满面，牙齿雪白，愉快地指挥着。

    屈晋勇在窗外的空地上摘野生的苋菜叶。

    这个镜头我永远记得，这镜头对阿姐那一阶段的生活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阿姐婚后随屈晋勇住在文工团里面，那是近郊的一个大院，院里有许多座楼房，有的用作办公、排练，有的用作宿舍，但那时候那大院里还没有盖起单元楼，每座楼都是所谓的“筒子楼”就是每层当中是一条大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大房子，两头是厕所和水房，当时那文工团就安排团员们住那样的“筒子楼”结了婚的自然夫妻合住一间，还没结婚的就两个甚或四个同性别的合住一间，倘若婚后生下了孩子，那么就另有一座楼，也是“筒子楼”专供保姆和孩子住，倘若接来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楼住，那座楼里每层都有一至两间屋辟为公用厨房，当年还没有液化煤气罐，更不通管道煤气，公用厨房里是近墙一溜的煤炉子，烧的蜂窝煤就堆在走廊里，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数…阿姐和屈晋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楼里，阿姐他们在一楼，鞠琴他们在二楼，方位一样，当中只隔一层楼板；鞠琴他们先有了女儿，阿姐他们很快也有了儿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楼中，两家的“育儿室”也紧挨着；吃饭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儿室”里去吃，偶尔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时正在师范学院上学，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们住的房间里玩，并在那里用煤油炉子单烧一些东西来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别的菜以外，还打算炒一个苋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楼后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丛生着许多野生状态的花草树木，时有鸟儿蜂蝶鸣啭飞舞，我说挺美丽的，阿姐却皱眉说：“美什么，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飞进来，叮死人！”尽管阿姐说过这样的话，那一天她打开楼窗探出半个身子去指挥勇哥时，显然是颇为知足，心情大畅的。

    那种“筒子楼”的房间开间很大，每间面积总有20平方米说不定还多，当时阿姐和勇哥置备了新的双人床新的带大穿衣镜的立柜，新的带玻璃拉门的小柜橱，以及一对新的木扶手沙发带茶几和一套新的折叠桌和折叠椅，还有新的脸盆架什么的，加上勇哥早置买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电那么大体积的三个波段的当年最昂贵声音也确实最好样式也实在新颖堂皇的收音机，还有墙上挂的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放大成20英寸并且由高级技师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结婚照片，那时候很难得到的用全开道林纸精印的不在国内公开发行只作为对外宣传品的画面全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大挂历，以及搁衣小柜橱玻璃拉门里面显露出耀目图案的上海金鸡饼干的大饼干桶及圆筒状的“乐口福”及几种方形的茶叶罐…都使我觉得我的阿姐过上了相当富裕和相当高级的生活。更何况每回一走近他们住的楼房，因为有的演员夫妇自购了钢琴，正在房间里练声，便有“椅义伊义椅”、“喔卧窝卧喔”一类单纯而优美的歌声和不断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声传来，使我有一种步入艺术殿堂的神圣感。

    他记得，勇哥每回来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岳父岳母，总要提一大兜乃至两大兜满满当当的水果、点心或别的什么礼品来，即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已经很难买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来时也还是总提着大兜的东西，有时是赴部队演出归来带回的某些犒劳品，有时是文工团作为内部福利发下的鸡蛋或黄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总怕自己奉献给别人的东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难办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应好转了，他能一次提来5斤高级点心或10斤桃子，那时又没有冰箱，结果总要造成吃不完的点心长毛或桃子溃烂的后果，阿姐就当着全家人说过他：“怎么劝也没有用，他非要这么着心里头才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