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2/13页)

一个晚上来说吧。那是同父母分手后的头一个晚上，是在一个全新的和简陋的环境中生活的第一个晚上。屋里只有两个狭小的房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感到一切都陌生，同一些我这个少爷自然认为是卑微的人生活在一起，感到实在荒唐，可是这些卑贱的人却突然有权来支配我，——仅此一点就够可怕的了。罗斯托夫采夫家另外还有一个搭伙的房客，他与我同年，是我的同班同学，是巴图林诺一个地主的非婚生子，红头发，名叫格列波奇卡。那天晚上我们之间还没有任何交往，他象只陷入笼中的小兽一样，怯生生地坐在屋角里，死不吭声，十分古怪。他怀着野兽般的疑心，皱起眉头，膘我一眼，可我没有急于同他攀谈，表示友好。顺便说说，这是由于我看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对于这种人我可要防三分。我在卡缅卡时就知道，他将要同我在一起生活，但有一天我听到，我们的保姆知道他是非婚生子之后，曾极难地骂过他。那天晚上在屋子外面，象有意为难似的，天色暗，到傍晚就落起雨点来。我从窗口望着那条长长的石板街，那儿死气沉沉，一片萧索，对面围墙的后边，一棵半秃的树上有只乌鸦拱起背来，伤心地咕咕叫，预兆着不祥。在铺满灰尘的铁屋顶的远方，一座高耸的钟楼直插阴雨的天穹，每一刻钟都有一声鸣奏，柔弱、悲戚、绝望…在这种晚上，父亲会立刻叫人把灯点燃，送来茶炊，或者提前开饭，——“我受不了这种鬼霉气啦！”但是，这里一切都有规定的时间，还未到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点上灯。现在就是如此。当夜色完全降临，主人又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他们才把灯点燃。主人个子很高，体格匀称，褐色的面庞轮廓清晰，干糙的黑胡须已经花白。他的话不多，但说话算话，要求严格，以身作则，对己对人都恪守规矩，说这些规矩“不是由我们这些傻瓜，而是由我们的祖先父辈”一劳永逸地为家庭与社会的幸福生活而创立起来的。他从事收购和转卖粮食牲口的工作，因此经常奔走各地。但就是他外出的时候，家中也笼罩着由他形成的严格而又高雅的气氛。和蔼沉静的妻子，两个光着圆脖子的姑娘和一个十六岁的儿子都沉默寡言，作事认真，井然有序，一言一行都得有事先的允许…此时，在这愁闷的黄昏，女主人和女儿坐下来做针线活，留心地等着主人回来吃晚饭。只要外边的篱笆门一响，她们就顿时眉飞色舞起来。

    “玛尼娅，克秀莎，开饭吧！”女主人站起来小声地说，走进厨房。

    主人进了屋，在小前室里摘下便帽，脱去厚呢长外套，只穿一件腰部带褶的灰色轻便外衣。这外衣和那绣花的斜领衬衣，以及一双灵巧的长统皮靴都特别显露出他那俄罗斯人的气派。他很有分寸地对妻子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后，便仔仔细细洗起脸来。随后拧干毛巾，在厨房木盆上方吊着的一把铜壶下抖动两手。小meimei克秀莎闭眼给他递上一条干净的长毛巾。他慢条斯理地把手揩净，一声冷笑就把毛巾摔到她的头上，——这使她高兴得脸红起来。他走进房间，毕恭毕敬地划了几下十宇，然后对着屋角的神像鞠躬…

    我在罗斯托夫采夫家的第.一次晚餐是终身难忘的——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这顿晚饭的菜肴过于奇特。他们先送来稀粥，然后，用一只圆木盆送来一些灰色的、毛糙糙的瘤胃，一见到它们的样子和闻到它们的气味我就浑身打颤，而主人却把这些瘤胃切开，弄碎，直接用手抓起来，并把盐渍的西瓜同瘤胃拌在一起，临末又端来牛奶燕麦粥。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看到我只吃了稀粥和西瓜，主人便瞟了我两眼，后来他严厉地说：

    “少爷，对一切都要习惯。我们是普通的俄罗斯人，习惯吃蜜糖饼干，我们没有特别讲究的菜…”

    我觉得，他讲最后一句话的声调差不多是傲慢的，特别有力量，特别感人——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了后来我在城里强烈感受到的东西：自豪感。

    四

    总之，罗斯托夫采夫的话中经常都表现出一种自豪感。自豪什么呢？当然，自豪的是我们罗斯托夫采夫一家是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自豪的是我们过着完全独特的、简朴的生活，真正的俄罗斯生活，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了，因为，简朴的只是外表，而实质是富足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俄罗斯历史精神的合理产物，而俄罗斯又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更为富裕、强大、正直和光荣。难道只有罗斯托夫采夫一个人具有这种自豪感吗？后来我发现，许多许多的人都具有这种自豪感，而现在我另外还看到，甚至在那时这种自豪感都已成为时代的表征了，可以特别强烈地感觉得到，而且不仅在我们一个城市里。

    …我在俄罗斯表现出最伟大的力量和深知这种力量的时代成长。我少年时代的视野是非常狭隘的，但是，当时所观察的一切，我再重复一遍，是有典型意义的。是的，后来我知道，远非只有罗斯托夫采夫一个人才说这样的话。我常常听到他们的这类过分谦虚的言词：我们是一些愚昧无知的庸人，我们的皇帝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罗维奇①本人也只穿涂油的皮靴。可是我现在毫不怀疑，这种过分的自谦不仅很能说明我们的城市，而且也能说明当时俄罗斯人的一切感情。俄罗斯人在表现这些感情的时候，装样子的东西当然是不少的。比如，每一个穿厚呢外衣的人，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就有这样的表现：他们在隔街看到了教堂之后，就把便帽脱下，划着十字，深深鞠躬，差一点没磕到地上，可是他们却常常赌得精光，常常言不由衷，用相反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感，你简直弄不清到底什么是最主要的呢？

    有一天，罗斯托夫采夫指着窗侧框上由他用粉笔写的一些记号说：

    “我们要期票干什么呢！这不是俄国的东西，古时候可没这玩艺儿。做买卖的一向就象这样。用粉笔在门楣上把别人欠的债记下来。债务人头一次过了期，做买卖的就客气地提醒他，第二次过了期，就警告他：喂，当心，可别第三次忘了，要不我就索性把所有的记号抹掉。那时你就会丢人现脸。”

    当然，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按其职业来说他是个“富农”但他自然不会也不应该认为自己是个富农，他公正地称自己为做买卖的，当时他不仅不能与其他的富农相比，就是与许多一般的市民都不能相提并论。他偶而到我们这些搭伙的人这里来，有时会忽然冷笑地问。

    “现在教你们念诗吗？”

    我们说：

    “教呀。”

    “教什么诗呢？”

    我们嘟哝起来：

    “‘在巡逻的时刻——月儿漫步穹苍——它透过冰冻窗户的花纹——射来一线光亮…’”

    “喏，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