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七种 (第1/2页)

    自序七种

    一《少年血》自序

    包括刚刚脱稿的《游泳池》等三个短篇，这本集子的创作时间横亘八年之久，是我多年来对短篇的迷恋和努力的心血结晶，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将特别珍视这本集子。

    编辑顺序与创作时间恰恰相反，第一辑中的一个小中篇和八个短篇是一年来的近作，第二辑收的作品大约都写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0年这段时间，第三辑则是从一九八八年前的作品堆里挑选出来的。

    《桑园留念》写于一九八四年十月，那时候刚从学校中业来到南京工作，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台的文学朋友，写这个短篇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扭转他们对我以前习作的不良印象。我把《桑》的原稿从一个朋友家的门缝里塞进去，我成功了，看过《桑》的朋友们都表示了对它的喜欢，自此我对小说创作信心陡增，但是《桑园留念》是在全国各家杂志辗转三年后才在《北京文学》上正式发表的。

    我之所以经常谈及《桑园留念》，并非因为它令人满意，只是由于它在我的创作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重读这篇旧作似有美好的怀旧之感，想起在单身宿舍里挑灯夜战，激情澎湃，蚊虫叮咬，饥肠辘辘。更重要的是我后来的短篇创作的脉络从中初见端倪，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从《桑园留念》开始，我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如此创作使我律律有味并且心满意足。

    我从小生长在类似“香椿树街”的一条街道上，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在这本集于中我试图记录了这种轨迹。

    《少年血》中还出现了香椿树街的另一类故事，比如《木壳收音机》和《一个礼拜天的早晨》，还有几篇以乡村少年为人物的短篇小说，《狂奔》、《稻草人》等等，或许可以视其为一棵树上的几根技校？或许这些技极比树干更加动人一些？或许这些校极是我今后的短篇创作的新的意向？

    我不能确定以后是否会继续沉溺在《少年血》的故事中，也无能判断《少年血》的真正的价值，但这本书无疑特是我的自珍自爱之作。

    对于创作者来说，自珍自爱尤其重要。

    二《世界两测》自序

    我给这本书定下的书名有点抽象，但也可以顾名思义，它触及了这个世界的两侧。

    一侧是城市，一侧是乡村，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片面和简单的排列方法。

    先说说有关乡村的部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作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洁”县东施效颦。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怀乡”和“还乡”情绪的流露。枫杨树乡村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但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缀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正如于些评论所说，创作这些小说是我的一次精神的“还乡”

    《一三九四年的逃亡》是我生平第一个中篇小说，写于一九八六年秋冬之际。现在读来有诸多不满之处，但它对于我也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现在说说世界的另一例，这些有关城市生活的小说。《烧伤》等三个短篇是九二年的新作，《平静如水》等四个中篇写于八七或八八年。这是一些关于青春期、孤独、迷悯、爱情、失落、寻找的半流行小说。之所以自调为“半流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有着上述流行面通俗的故事线索和内核，也正是这些作品为我获取了最初的较广泛的读者。

    我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影子飘荡在这些城市青年中，亦真亦幻，透过它我作了一些个人生活的记录，有关青春和梦想，有关迷悯和寻找，有关我自己、我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过的陌生青年。

    我把这两类作品收进《世界两侧》中，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

    人们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

    三《婚姻即景》自序

    这本书收有我的那些中篇“代表作”“代表作”当然是指被舆论和广泛的读者所关注的作品，换句话说它们是我小说中末受冷落的一批。

    先说说《妻妻成群》，如今因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广为人知。这个结果我未曾预料到。当初写《妻》的原始动机是为了寻找变化，写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中国味道的小说，以此考验一下自己的创作能量和功力。我选择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题材，一个封建家庭里的姨太太们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的成功也许得益于从《红楼梦》、《金瓶梅》到《家》、《春》、《秋》的文学营养。而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我没见过妻妄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梅珊或者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

    自《妻妄成群》之后又写了《红粉》、《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这四个中篇曾经作为有关妇女生活的系列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我曾以为此类作品难以为继，没想到今年又写了一个《园艺》，虽与前述作品的意义不相同，但阴柔的小说基调似乎是相仿的，联想起从前发表的“创作谈”一类文字立志要跳出风格的陷阱，不由有点感慨，以我的写作惯性来看，跳出“陷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以后断不敢轻言“跳”与“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