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一只小白猫 (第13/13页)

（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

    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

    “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

    “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2一只一只地脱！”

    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

    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

    “站住J放倒自行车！往后退！”

    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

    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

    的确！他惹他们了吗？…

    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

    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六四”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