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王安石變法 (第1/6页)

    第七章 王安石變法

    蘇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到達京師。從那年起，中國則在政潮洶湧中捲入新社會的實驗裏，而此一政治波狼所引起的衝擊震盪不絕，直到宋朝滅亡而后已。這是中國最后一次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驗，絕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有四次變法，結果都歸于慘敗。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極權主義，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萬里長城的築造人，認真的實行出來。這個早期法西斯學說有二大特色，一為崇武，一為重農，但是這兩項仍是合而為一的，因為商鞅堅信有勤苦之農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產階級的商人貿易者，應當力予制壓。但是，盡人皆知，那個威力強大的軍事組織，依照此一學說已經建立，隨后發展起來，且已使秦朝的專政之君統一了全中國，正當這樣的政治學說要應用于全中國之時，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數年之內崩潰了。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一次是漢武帝時，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國家資本財政論，雖然戰爭綿延，國庫賴以增富，但是終以幾乎招致叛亂而廢止。第二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固不足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個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其人宁願把過去全予屏棄，憑其信念與決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對商鞅極為欽佩，曾經寫過一首詩籲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確的了解，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極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自己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錶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錶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辯jianian論》那篇文章裏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異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幾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裏的澡堂會。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的留在外頭一件乾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麼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rou絲。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麼。他怎麼會突然愛吃鹿rou絲了呢？你們怎麼會這樣想？"

    大家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子裏的菜，只把那盤鹿rou絲吃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你們把鹿rou絲擺在了什麼地方？"

    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我告訴你們。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擺在他前面，看會怎麼樣？"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把鹿rou絲放得離他最遠，大家留意他吃什麼。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擺了鹿rou，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還有一個故事說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他徹夜讀書。那時的太守是韓琦，他后來做了宰相。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天將黎明之時才在椅子中打噸。等睡醒時，已然晚了，來不及洗臉梳頭發，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向他勸導幾句。

    韓琦說："老弟，我勸你趁著年輕，多用功念點兒書吧。"

    王安石立在那兒未做分辯。在去職之時，他告訴朋友說韓琦不賞識他。后來，王安石的學者名氣日大，韓琦對他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也願把他看做自己的屬下，王安石卻很惱怒。事情趕巧是，王安石在京師接受朝廷一項高位那一年，正好韓琦罷相。王安石記日記甚勤，竟寫了七十巨冊，他曾有這樣批評韓琦的話："韓琦別無長處，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勢之前大約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這倒很難相信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譽之意，因為從他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他四十六歲得勢——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謝絕任命，宁願在一個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時，國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薈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聲譽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時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績斐然，行政才幹之優，堪稱能吏。他建堤築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施了數項。政績確實不錯，也深得百姓愛戴。他對入朝為官的弓誘一直視若無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來到京師。很顯然的是，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后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于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宁願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歷程，頗難了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機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勝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助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后起之輩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