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四 (第6/9页)

，斩其首以徇，群盗次第平。居安之在军中也，赏厚罚明，将吏尽力，始终用以贼击贼之策，故兵民无伤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纪功。徙镇襄阳，以言者罢，闲居十有一年。

    嘉定十五年与魏了翁同召，迁工部侍郎。时方受宝，中朝皆动色相贺。入对，首言："人主畏无难而不畏多难，舆地宝玉之归，盍思当时之所以失。"言极切至。甫两月，以集英殿修撰提举玉隆宫。未几，以宝谟阁待制知温州，郡政大举。

    理宗即位，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升龙图阁直学士，转大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将行，盐寇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军将邓起提兵往，起贪夜冒险与寇角以死，军溃，民相惊逃去。事闻，命居安专任招捕。居安既留，募军校刘华、丘锐者授以计画，至汀而贼已至郡矣，州人大惧。贼知帅有抚纳意，即引退。华、锐出入贼中，指期约降。有以右班摄汀守者，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为己功。贼知其谋，败降约，而建、剑诸郡并江西啸聚蜂起矣。居安议不合，叹曰："吾可复求焦头烂额之功耶？"即拜疏归。

    居安以书生，于兵事不学而能，必诛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赠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贰。有《方岩集》行世。

    论曰：李宗勉在庶僚，论事平直，及入相，负公清之称。袁甫学有本原，善达其用，持节所过，其民至今思之。刘黻分别邪正，侃侃敢言，亦难能者。王居安扫除群邪，以匡王国，其志壮哉！

    部分译文

    李宗勉，字强父，富阳人。考中开禧元年(1205)进士。历任黄州教授、浙西茶盐司、江西转运司干官。嘉定十四年(1221)，他主管吏部架阁，不久改任太学正。第二年为博士，第三年升为国子博士。宝庆初年，添差通判嘉兴府。宝庆三年(1227)，他被召用为秘书郎。

    绍定元年(1228)，他升为著作郎。入朝廷奏对，说边事应该时刻警惕，以消除灾祸。第二年，他兼任权兵部郎官。这时李全反叛的阴谋已暴露，人们都不敢说，李宗勉独自多次上疏论及此事。又说“：想使人们与陛下合谋，不如使下情上达。人们大多喜欢谄媚，揣测陛下喜欢的就多说，估计陛下讨厌的就少讲。上面已被堵塞，下面也欺骗，那么成败得失的关键、治乱安危的原因，将有谁能向陛下讲呢？不知道则不戒备，等事情发生了惊骇并去处理它，已经晚了。想财计丰富，不如节省国家开支。善于治国的人常使财富多于用度，不使用度多于财富。现在山东的军队，白白浪费我们的钱、粮，湖南、江右、闽中的寇盗，蹂躏我们的州县，如果再奢侈浪费，从而侵耗财用，那就会形成漏杯难盈、蠹木易坏的情形。如果有缓急，必将因为财用窘困，而失去成事的机会。想要巩固国家的根本，不如宽民力。州县之间，聚敛的人很多，残酷剥削的风气，已慢慢形成习惯。民生穷困，怨愤不能伸张，他们聚集到山林中反抗，也是势所难免。拯救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能不赶快确定办法吗？”不久他改兼为侍右郎官。第二年入朝奏对，说天灾的事十分恳切。

    绍定四年，李宗勉被差遣为台州知州。第二年，他为直秘阁、婺州知州。绍定六年冬，他被召赴行在，没成行。端平元年(1234)，他升为直宝章阁，仍任原职。一个月后，他以宗正丞兼权右司的身份被召，改为尚左郎官，兼职仍旧。不久兼左司。五月，在皇上面前奏对，讲四件事“：守公道以悦众心，行实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统一认识和行动，明赏罚以示勉力和惩戒。”其次讲纸币“：希望向各部门下诏，从皇上和后宫开始，下至百官和各级政府，都要核实出那些冗费，从而节省它们，一年节省十万，就可减少十万纸币，一年节省百万，就可减少百万纸币。实行的时间长了，减少的纸币就越来越多，铜钱和纸币相当，进行流通，那么cao纵我们赢余和亏欠的关键就不是纸币了。”

    李宗勉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正谋划出师汴京、洛阳，李宗勉说“：如今朝廷安静，和平常一样。士卒不精锐，资粮不充足，器械不锋利，城墙没修缮。此时守御还不能做好，却想进取能行吗？就算是今日得到蔡州，明日得到海州，后日得到宿州、亳州，然而得到的未必能守住。万一含怒蓄忿，仓猝间发生变故，将怎么处理？臣所讲的，怎能说是外患始终不能平息、国土始终不能收复呢？也是想量力而行、适时而动。希望诏示大臣，爱惜时间以修内政，综合众人的谋略以加强边防，节省冗费以使国家财富充裕，招募强壮勇敢的兵卒以壮大国势。仍告诫沿边将帅，不要贪图虚名而受到危害，左控右扼，毋失良机。那么以逸待劳，以主人的身份防御客人，也就可保边境无忧患。如果使国家的根本壮大巩固，兵士战马都精锐强壮，见机而动，用兵不晚。”不久进攻洛阳的军队溃败，他又说“：过去担心的是应该防守但却贸然进攻，如今担心的是想防守却不能。什么地方可控扼敌人，哪支军队可调遣，哪位将领可御敌，哪里的粮食可作为军饷，都应事先做出筹划。”李宗勉又论及皇帝直接发布命令的弊病，大致是：“王府后宫的官员，皇帝内侍的恩赏，都是制令直接发出，不经过都省，各种书札陈请，时常出于后宫，这些都是大臣应该上奏的。事先说出，见到微小的失误就劝谏，这不能说是专权。好的就施行，坏的就停止，这不能说是专权。命令出于皇上，政事归中书，这不能说是专权。如果以专权为嫌疑，不以挽救过错为急事，每件事都迎合皇上的旨意，等皇上的命令已下达，错误已显露，然后言官才议论它们，这就会连累皇上的很多德政。何况议论的也未必听，听的也未必实行呢？”

    李宗勉升为左司谏。第二年春天，他兼任侍讲，他首先奏道：“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十分严重，长江沿岸可凭借而没有忧患的，只有襄州，现在襄州又有变化了。襄州失守则江陵危险，江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