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 (第3/4页)

《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棒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

    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

    陈独秀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挡地发生了。这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热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还曾经梦想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子的意思。总之是不属于人类。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做“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因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是：

    须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器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十八妖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

    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阴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进行批驳。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

    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不应该“覆孔孟，铲伦常”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说，伦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均一视同仁”这才是北大的胸怀。

    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cao。”

    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