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第2/3页)

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手枪中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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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贝蒂娜返回魏玛，几乎每天见到歌德（他当时已七十五岁），在她的逗留即将结束时，她又作了一次厚颜无耻的献媚表演，为的是能进入卡尔·奥古斯特的王宫。这一回，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歌德大发雷霆。“那只讨厌的牛虻”dieseleidigeBremse，他写信给大公说：“从我母亲那里飞到我这里，这些年来让人不得安宁。她年轻时就装小卖乖，叽叽喳喳像只黄鹂鸟，现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将像个严厉的老叔公，教训她从此以后不得造次；否则，她的巴结奉承还将不断sao扰殿下。”

    六年以后，她又来到魏玛，但歌德拒不接见。将她比作讨厌的牛虻为他所叙述的故事划上句号。

    奇怪。他当初接收纪念碑草图时，曾打算与她和平相处。即使他看见她心里就发毛，但仍想竭尽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与她“友好地”度过一个晚上。他现在又为什么要让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愿意衣衫不整地辞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为什么突然写下那关于讨厌的牛虻的句子？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维特之烦恼》被人遗忘之后，人们还将继续骂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从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

    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来到之前，死亡于我们是那样遥远，乃至我们不以为然。它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死亡就在眼前，我们再也不能不想它，它与我们形影不离。因为不朽与死亡之密不可分，犹如文学桂冠之于哈代，我们不妨说，不朽与我们也形影不离。我们一旦觉察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热切地寻求。为了它，我们穿上特制的盛装，买一条新的领带，担心别人会代为挑选服装领带，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决定撰写他的回忆录，即著名的《诗与真》，他决定请听命于他的埃克尔曼①（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贝蒂娜送给他纪念碑的草图）撰写《歌德谈话录》，此书描绘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绘人仁慈的控制下形成的。

    这个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一个人不得不时时注视着死亡的阶段，紧接着又会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一个时间延续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阶段，人们对这个阶段了解极少，谈论也极少。体力日渐衰退，人总是感到一种疲劳。疲劳是从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无声桥梁。在这一阶段，死亡近在咫尺，让人看得心烦。但它仍可以说是无影无踪，无处可寻的，因为太密切、太熟悉的东西就变成这样。一个体力不支的人看着窗外，只见到树木的顶端，他默默吟叨着这些树木的名字：栗树，杨树，枫树；这些名字与生命本身一样美好。杨树高大挺拔，像运动员将手臂伸向篮天；或像烈焰腾空后凝固不动。杨树，同——杨树。如果把不朽与这个垂暮老人所看见的窗外的杨树相比，那么，所谓不朽只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话，是用扑蝴蝶的网套兜风。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不朽毫无兴趣。

    那么，这位体力不支的老人、凭窗凝望一棵白杨的老人，在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坐桌子、跪门坎、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将做什么呢？他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一种生命力的突然冲动，称她为讨厌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写“讨厌的牛虻”几个字那个时刻。我想象着他所经历的快感，我想他会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从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总以为自己把握着不朽，而这种责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离谱，尽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轨离谱之事，他随即就要设法将它抹平，将它置于光明正大的范畴，即他通常认为属于美的范畴。“讨厌的牛虻”这几个字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们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们只能是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三阶段的人写下的，因为这时人已不再听命于不朽，不再把它当回事。并非每人都能抵达这最高的境界，然而谁达到了那个境界，谁就知道，惟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想法掠过歌德的脑海，但他随即就忘记了，因为他年老神衰，记忆力极差。

    ①埃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因撰写《歌德谈活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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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去见他时，她装得像个孩子。二十五年以后，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听说歌德病重，便立即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他身边：她十八岁的儿子西格蒙德。按照母亲的指示，这个腼腆的男孩在魏玛呆了六天，一点也不知底细。但是歌德知道：她派来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诉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门口，贝蒂娜将亲手执掌他的不朽名声。

    死亡确实推门而入了。歌德挣扎了一个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几天后，贝蒂娜写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冯·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但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印象，这也许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贝蒂娜的诠证：不是悲哀，而是光荣。

    此后不久，她要求这位冯·穆勒大法官归还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