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李泽厚下 (第3/4页)

”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学家了。但冯先生的。野心。更大，他要当‘主《“哲学王”(也就是孔子那样的。素工。)，使解之自己的学说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让全社会、至全民族都“跟着说”为此，他决定先“顺着说”即以退为进，欲为。王者之师，先以群“王者为师”(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结果，七顺八顺，并没右有人跟着他说，他自己反倒1”到。梁效，道里面去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所“照着说”也不太愿意”顺着说”然而一直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实是先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湾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何况美学又毕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国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曲线救国。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黄龙”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三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笨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性哲学”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细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劲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谓“左派”和“右派”两派意见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六、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能够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试图通过折衷调和另辟溪径的想法和思路。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以吕荧、高尔太为代表的“主观论”和以朱光潜力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但“主观论”有唯心主义之嫌“客观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人他的旗下。既要坚持“美是客观的”

    (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个“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要么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要么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

    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一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

    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玩这一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基本上都不与社会政治相于，也不会成为敏感问题。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是不甘寂寞的。他确实并不怎么愿意给搞政治的人当“笔杆子”却绝不意味着他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