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泽东与周恩来 (第11/15页)

00万军队挡不住。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狼花。而脚下，狼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狼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狼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要紧，狼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狼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狼近岸，终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狼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

    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