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 (第6/7页)

质量无关。

    革命军人进驻上海后，虽然做了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还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照理，他们的薪水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庭，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做学生时有一年春节给各位师长拜年，其它老师家都会端出一点糖果，而他家端出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做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一直处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差一点就要接受处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处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批判。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出，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沈陷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出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进门都要轻轻敲三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进来！”

    我扭头一看还是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交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物，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感情作出冷静评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师。胡导老师我接触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便成密友，尽管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

    他受过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期，学院内一位清室弟子疑点甚多，被人揭发，蒙冤入狱，他受不住逼供，胡乱交代说，曾与薛沐老师和陈古愚老师一起图谋成立一个地下组织迎接国民党回来。幸好这份交代破绽太多，没法定案，但薛沐老师已成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它揭发，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当然不必细述。历尽如此灾难他还能保持冷静，真是难得。

    “头开得非常好。”这是薛沐老师对我上任的称赞。“我看出来了，你在转换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过去历届的领导想的是，重新评判历史，你想的是，彻底了断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说“但是，有了他们的评判，我纔能了断。不了断，老评判，没完没了，只能延续灾难。只有了断，纔是对过去的最大评判。”

    “是啊，解放初期斗争最卖力的人，反右斗争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革命路线；支持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闹来闹去，活像一个轮盘转，全都成了牺牲品。只有一帮特殊人物一直活跃，那就是永远在揭发，永远在批判的人。你把轮盘转停住了，他们就没有空间了。”

    薛沐老师这番话，又一次表现出了他出众的冷静和叡智。

    “薛沐老师，你讲得很好，但我主张的了断争斗，并不是我的发明。你没听说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的原则吗？这就从根本上阻断了那帮以争论为业，以批判为生的人的很多门路。我们也要阻断。”我说。

    这时，薛沐老师伸出一个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说：“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动要求在全院大会上发个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是《我们过节了，我们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声援，连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

    薛沐老师的发言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那次关于“轮盘转”和“特殊人物”的谈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那个“轮盘转”真正停住，停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现在真的停了吗？

    我想到了一个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文革”时期犯错误人员的时候，有没有延续以往的错误？

    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我们每次在纠正前一次错误的时候，总是把纠正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不当一回事。因为前一次错误还历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盖了新的不公平。其实“轮盘转”就是这样转动下去的，那批永恒的“特殊人物”也就是这样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发空间和批判空间的。

    我们学院所有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没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现在我看着窗外的校园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毕业生，能不能依然把这个院子当作他们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样给他们足够的温暖和关爱？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长，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但我知道，一个人在“文革”中如果参加过造反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说过一些过火的话，现在连做一个副科长都不可能，尽管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份检举信，便立即奏效，连已经通过的任命也要否定。在斗争欲望、防范意识、忌妒心理都超浓度积聚的土地上，这样的检举处处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揣测、想象、夸张、推理、诬陷、诽谤。

    可庆幸的是，我的同事们对此有一些基本共识。善良的何添发书记在“文革”中也和我们一起与造反派抗争，不久前有人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一看，是当年学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两个昔日对手，今日四目相对。侯先生问：“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申请一份毕业证书，也能申请到吗？现在找工作需要。”

    拔添发书记一笑，说：『为什么要申请？我替你留着呢，只是找不到你。”说着，转身就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