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_18.前程1997mdash;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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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前程1997mdash; (第5/9页)

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要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你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我觉得“终身之计”实在不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为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种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不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怕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这样多好!就在这种心境下,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做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可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恶作剧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江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戏性、逗乐性、恶作剧性那一面。述几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批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他说他看到TomWilson的漫画专集,看到漫画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过去,对面并没有人,这人自忖道:“对别人可能是‘乒乓’,但对我只是‘乒’而已。”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是:李敖!”最后署名是:“您的读者‘Pong’张大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他说: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诈赌”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法院传蒋光超去,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何来“诈赌”?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两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乃不了了之。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我凭真牌就可以赢别人,谁还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而成one-man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做假,也不屑做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说辛弃疾,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实非我之才,而是我之真。大为老弟,以为然否?

    除了我对“人”的有“Ping”无“Pong”之感外,我对“地”也有“不够看”之感。1984年9月5日,罗小如从美国来,问我今后的方向,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又有个屁方向!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也不如大陆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专栏时候,段宏俊(现已绝交)打电话来,说有读者抗议,埋怨李敖的文章谈了许多小人物的小事。我告诉他:“你呀,要有见识一点!台湾哪有大事可谈?台湾有的,都是屁事小事,不谈这些,没得可谈了。”其实,我的文章,大小事皆谈,就近取譬、随缘论人、因材施教、雅俗共赏,并无所定型。纵所论者小,也是以小喻大,乍看起来,或是论断一些杂碎小人物,其实文章深处,别有大义存焉。这些大义,都表现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见上。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得好:新意见常被怀疑且时遭反对者,无他焉,只因其不落俗套耳。所以,我人虽与台湾偕小,我的文章与思想却离台自大,与小岛根本二分。

    我一生饱蕴救世心怀,但救世方法上,却往往出之以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我有严肃的一面,但此面背后,底子却是玩世,这是别人不太清楚的。正因为玩世,以致明明是严肃的主题却往往被我“以玩笑出之”所以如此,一来是轻快处世,二来是避免得胃溃疡。被杀头的古人金圣叹曾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我曾仿其例,一再写“不亦快哉”现在把1989年写的一次抄在下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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