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京太原1937mdash (第2/5页)

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身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京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波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姊姊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姊姊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姊姊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爸爸的禁烟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jianian）。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jianian）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于是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一天晚上，爸爸、mama、二姊、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同爸爸说了几句，就由两个日本宪兵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mama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于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rou绽后，再在打破的rou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于是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京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尝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jianian”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jianian”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吴焕章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jianian”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jianian”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不到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