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回蒋介石怒骂桂系红土黑血 (第4/4页)

薄，与2、6军团会合拒敌，才能有希望。

    毛泽东则提出与2、6军团会合困难重重，不如转道去贵州，然后再寻找机会，先避开敌人的锋芒。

    有人又提议，干脆放弃与2、6军团会合，到川陕与4方面军去会师。

    周恩来没有急于发言，他的头脑此时已清晰起来，目前这种处境，强行与2、6军团会合肯定不行，即便去会合，也只能绕道，甩开敌人的追堵。就是会合成功了，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蒋介石能甘心么？他仍然会调集几十万的兵力来“围剿”一次不行，两次…这样能长久么？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人赞同，首先得到了王稼祥、洛甫的支持，就是周恩来言辞之间，也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

    也就是说，李德和博古坚持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少数被多数否决了。

    这对李德来说无疑是一次惨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深知自从湘江红军遭到惨败后，他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了。他觉得此时，已经没有意义再争论下去了，他心灰意冷漠然地离开了会场。他这时的心情，多么像宁都会议时，毛泽东无可奈何离开会场的情形呀。

    李德此时的痛苦又和毛泽东在宁都会议时的痛苦有不相同的地方。就身份而论，李德是个外国人，是红军的顾问，他没有必要在红军中争权夺利。红军失败也好，胜利也好，他总是个“外人”总有一天会走的。他失落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而按照另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去执行，他心里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李德自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比任何一个国际顾问都出色。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却忽视了，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支陌生的军队。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吃透他周围的人，怎么能吃透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呢？

    李德失意地离开会场，他信步走上了一个小山坡，山坡上枯草凄凄，阳光却很好，此时眼前的景色正符合李德的心意。他在山坡上站了一会儿之后，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深秋的风，裹挟着阵阵凉意吹在他的身上，他觉得身上冷，心里更冷。

    他想找一支烟来吸，一摸口袋，只掏出了一个空烟盒，他苦笑着把空烟盒扔到眼前的草地上。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看见山脚下那间开会的房间门开了，首先走出的是博古，博古径直朝李德走来。

    博古走到李德面前，呆站一会儿，便在李德面前蹲了下来。此时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失意。沉默了半晌，博古才悠然地说：

    他们胜利了。

    其实不用博古说李德也知道会议的结果。李德又想起两个月前，离开苏区的头天夜里项英的提醒。李德这才说：看来项英说的是对的。

    博古当然知道李德指的是什么，也接着说：毛泽东利用了洛甫对我们的不满。

    洛甫有什么道理对我们不满？博古有些激动。

    因为他感到有职无权。博古说。

    我看不仅是这些，与毛的鼓动有关，别忘了转移初期他们三个人天天在一起。李德强调着。

    博古不置可否地一笑，半晌才说：王稼祥、洛甫对我们不满，否定我们都可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否定我们，难道红军到目前这种样子，他就没有责任么？

    李德道：按你们中国话讲，这个人就是很识时务。

    博古没有再顺着李德的话说下去，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李德：他们坚持转道去贵州，这样也好，只不过是推迟与2、6军团会合的时间而已，到头来，他们无路可走，还得去与2、6军团会合，到时候仍然说明咱们是对的。

    问题是这种转变，未来的责任谁来负，现在是我们指挥这支部队还是毛泽东他们？万一红军的命运遭到不测，我怎么向共产国际组织交代呢？李德激动地站了起来。

    博古也站了起来，豁达地说：历史会做出公正回答的。

    李德无奈地耸了耸肩。

    那天晚上，博古为了宽慰李德沮丧的心情，安排肖月华和李德住在了一起。

    这种机会对李德和肖月华来说是难得的。就是他们有机会见面，也不一定有相聚的条件。李德很难理解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方式。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莫名其妙地发火。

    历史自然会公正客观地对李德有个评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李德：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

    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5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能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不会重犯了。

    通过李德和博古的失败，给以后的黎平会议打下了一个基础。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兵权，才有了陕北的胜利会师。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