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夏天 (第2/4页)

时快，她真就面对镜头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鲜红的舌苔和三十二颗牙齿(粗估，至少也有二十八颗)，我发现她的后槽牙需要补一补，以免吃东西塞牙，滥用牙签，浪费木材，从现在起就该为环保尽自己的一份力了；全连官兵整齐有序地观看投票全过程，当萨马兰奇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像把原子弹弄上了天一样欢呼起来，看到这个场面我有些担忧，在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的今天，军人们放松了警惕，这要让那些企图颠覆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小撮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总不能让奥运会举办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或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吧；还有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孩说了这样的话：“我爱祖国，爱北京，爱五星红旗。”她可真是缺乏社会经验，怎么能随便就把“爱”说出口呢，知道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东西是你随便说爱就爱的吗？

    投票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学校保安提前半天就将男生宿舍事先准备用来庆祝的空酒瓶甚至还剩一点儿才用完的花露水瓶收走，在经历了楼下自行车棚因中国足球兵败金州而一夜之间千疮百孔后，每逢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重大活动，学校都格外谨慎，但是，人们说话的权利是无法剥夺的，那晚街头出现最频繁的语句“呕，赢了！”、“中国伟大！”、“北京，万岁！”所包含的意义，均不如从男生宿舍传出的那个低沉的声音意义深远——牛逼！

    听说第二天啤酒厂派了两辆车才把那些瓶子拉走，否则它们用在为北京申奥成功的庆祝上，一定噼里啪啦，火光四溅，热闹非凡。

    申奥胜利导致人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和两年前大使馆被炸一样心潮澎湃。人们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喜悦中，并开始为自己构想一个美好前程。

    我想，那时候我该二十八岁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学早已毕业，混迹于社会多年。我可以成为黄牛党的一分子，每天起早贪黑与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排起长队，垄断所有比赛项目的门票，全世界的观众无论你来自美利坚还是大不列颠或是埃塞俄比亚，都要被我们宰上一刀才有幸进入比赛现场，这就叫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让你们八国联军烧我圆明园！

    实习这几日的傍晚，我和同学都是在露天大排档度过的，要些麻辣烫和羊rou串，每人一瓶啤酒。吃完该打牌的打牌，该睡觉的睡觉，不会打牌睡不着觉的就去图书馆找书看，逮着什么看什么，只要是中国字，看什么不是看，经典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

    一天天就这么过去。

    夜里，总是有人难以入睡，因为各种心理和生理的原因。一天，我闷热难当，拿着脸盆去水房冲凉，见两个同学正坐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其中一个背单词，对另一个正看小说的说：“我郁闷！”另一个用手抠了两下脚丫然后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摇摇头，惆怅地说：“我也郁闷！”

    我进了水房，接了一盆凉水从头倾斜而下：“我浑身郁闷！”

    这时一个青春痘长了一脸甚至发展到后背上的哥们，拿着自己心爱的小镜子，走进水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我脸上的这些包，是不是郁闷所致。”我捧着他的脸强忍着恶心端详了半天，语重心长地说：“哥们，我们谁也没有你郁闷。”

    郁闷，没有尽头的郁闷，我们是郁闷的一代。

    都是青春惹的祸！

    随着实习的进行，我陷入苦闷中愈加难以自拔，难以理解其他同学的谈笑风生从何而来。

    后来发现，聊天是消磨在工厂实习这段无聊时间的最有效方式，于是我敞开心扉，同每一个我喜欢的不喜欢的老师、同学、师傅进行对话。

    一次，我与一个喜爱足球的女生谈及前一天的甲A联赛，车间的噪音使得我们为了让对方听清自己在说什么不得不趴在对方耳朵上大喊大叫，为了不被别人误会，我们出了车间，坐在门口的水泥台上继续前面的话题。关于足球的讨论没有进行太久，话锋一转，到了生活上。

    “你将来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她问。

    “不知道，你呢？”我问。

    “挣钱多，干活不累。”她说。和所有人的目标一样。

    “没想过找个大款？”我问。

    “早就想过，可是始终没有遇见，你有资源吗？给介绍两个。”她说。

    “找多大岁数的？”

    “四十岁以下，要么就八十岁以上，马上要死的。”

    “你妈能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那我也找。”

    “将来你女儿像你一样怎么办，领回家一个比你还大的老头，愣管你叫阿姨，把你气个半死。”

    “不会的，我嫁了大款，我女儿就是大款的女儿了，用不着再找老头了。”

    她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如果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都抱此种择偶态度，那么我们这些既不是大款又不是大款儿子的男青年，就只好打光棍了。

    没有了私心杂念，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最终也能在中老年的时候成为大款。随后我们的春天就来了，她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让我们感觉夕阳无限好，枯树又逢春。

    每天一部分时间用在往返于学校和工厂之间的公共汽车上，这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一幕幕即兴话剧，只是演员不同，情节各异。

    两个妇女不知吃了什么刺激性食品，在车上破口大骂，原因是被踩了脚的一方没有听到另一方说对不起。

    车上所有乘客在听到手机响后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喂，我在车上呢。”

    中国的贫富悬殊如同坐北京的公共汽车，有座的闭目养神，舒服惬意；没座的拥挤不堪，汗流浃背。

    一天等车，车进了站，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堵在门前，有的拼命往里钻，有的使劲往外挤，遇到这种场面通常我都选择躲开，这次也不例外，没上。这辆刚开走下辆就来了，车厢空旷，身旁只站着一个人，我庆幸选择了这辆，但突然想到，尽管只有两个人站着，我却是其中之一。

    我在车上看到中学门口堆满了焦虑的家长，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家长们手里拿着扇子和冰镇饮料，兜里装着祛暑药和健脑药——这种药对分数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