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第二十节 (第8/15页)

在注经的时候都用谶纬，由此可见经学衰落到了何种地步。谶纬之学流传了三百多年，已经从骨子里渗进了经学各派，要想彻底根除神学对经学的侵蚀，没有外部竞争的动力，没有新兴学术的援助，没有一代代儒士的努力，根本不可能。”

    “但儒学面临的挑战还不止如此。”

    “儒家的基础是名教之治，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礼教，包含忠、孝、仁、义、礼、信等教条。这些名教经过董仲舒等大儒的改造后，又添加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神学成分，并发展成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这使得新儒学带上了浓厚的宗教神学伦理道德观，遭到了历代大儒比如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的猛烈批判，儒学的至尊地位因此受到动摇。接着它又遭到了两次党锢之祸，这给了奉儒家学说为主臬的儒士们以沉重打击，马融、蔡邕、郑玄、许劭等大儒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求助于道家学说，以黄老之学注解儒家典籍，以道家学说解释儒家名教，试图援道入儒，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新论证，极力挽救和重振儒学。”

    “中平元年黄巾起事，西凉边章韩遂起事，中平六年董卓进京、祸乱社稷，从初平年间开始，袁绍、刘表、曹cao等人又互相混战，这些人表面上高唱着礼法名教，实际上却干着种种卑鄙无耻的勾当，把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篡夺社稷的工具，肆意践踏和亵渎儒家的礼法名教。传承数百年的儒家名教之治再也无法维持天下的稳定，保护社稷江山，儒学随即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儒生们也因此悲观彷徨。更多人清楚地意识到儒学已经衰落、凋零，正在像马融等大儒一样积极寻求挽救和振兴儒学之道。”

    “儒学的生存危机迫在眉睫，而解决儒学危机的办法就是儒道相融，利用道家黄老之学改良经学，抛弃经学中腐朽的伦理道德观，恢复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尊崇地位，从而让儒学重新焕发青春，重新发挥其巨大的力量，重新承担起振兴大汉的重任。”

    李弘沉吟良久，担忧地说道：“儒道两家的学说，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排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主张仁义，以名立教。道家以天道无为立论，主张道法自然，万物自然化生，其治国理念则表现为清静无为。这两家学说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吗？”

    李玮想了一下，缓缓说道：“儒学与道学在其核心和主旨上的确不同，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两者观点上又有很多近似之处，尤其是黄老之学的主要典籍《黄帝四经》和儒学在治国理念上更是互通互补，彼此并不矛盾。”

    儒学主张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的**，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学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融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等各派之长。（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庄之学，这一点非常重要。）

    黄老之学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并将老子玄远的“道”加以发挥，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但摒弃了老子消极遁世的内容，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要强行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在政治思想上，黄老之学以道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认为“无为”不仅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术，更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这种“无为”非《老子》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一种新的“无为”学说。

    由此可见，两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那么，两者应该如何融合？在什么地方融合才能有助于社稷的振兴，中兴大业的成功？对于今日朝廷来说，朝廷的需要，中兴大业的需要，就是两者应该融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么？

    大汉律法的绝对威严，令行禁止。

    在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

    对天子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cao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