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6/19页)

谦虚：“宋元以来，从事金文研究的学者专家很多，并把它动用到研究古代社会、著书立说，吴大澄、罗振玉都是突出的。”

    王力慢条斯理点头：“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很有价值。”

    “彝器？”胡昭衡眨眨眼，望住陈伯达求教“古代祭祀叫彝，彝器就是祭器吧？”

    陈伯达夹一块腐竹，一边咀嚼一边“嗯嗯”作声。他也只知祭祀叫彝，但彝器就是祭器的断语，以他的身份不确知不敢贸然作出。他在咀嚼中嗯嗯，是一种含混的不置可否的回答，一边朝王力扬扬下巴。

    王力见陈伯达嘴不得闲，便作代劳：“用于祭祀、祷、祝、会盟、宴享的青铜器称为青铜礼器；‘彝’是祭扫的共名，也是祭器的共名。”

    胡昭衡满意地点头：“跟‘大家’们在一起就是能长学问。”

    陈伯达嘴已清闲，开始抒己之长：“礼器是用来体现礼治。礼治只是抽象概念，还得通过具体仪礼和典章制度来体现。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复这一套。礼器能起到体现等级制度和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所以奴隶主阶级对此器物需求量很大，现在出土的随葬器也多有此物。”

    康生用手绢捂嘴，下大力气从肺里向外咳痰。他并非故意此举，他咳嗽历来如此，用他的话讲“这是一种运动”

    痰吐到手绢里，餐桌旁也静下来。无论资历还是职务，大家还是尊他几分。这位“阴森老人”参加“五卅运动”参加过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即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工部长等要职；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7年回延安，历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要职。由于伤人太多、名声不好，在“抢救运动”之后，他似乎变黯淡，建国后也是养病时候多，工作时间少。然而，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提越响，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越演越烈的形势下，他又回光返照一般“恢复了青春的红晕”

    这是一位让人由畏而生“敬”的“老人”

    “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在商周，但是商周两代又各具特点。”康生难得一笑地望向于立群“立群同志可以给大家讲讲。”

    “康老考我了。”于立群笑着说“商代青铜器以酒器的门类为最丰富，西周则着重于发展饪食器。终周之世，青铜酒器的铸造也从未达到殷人的程度。”

    康生点头认可：“商代奴隶主贵族嗜酒成风，武王伐纣，历数其罪状，酗酒便是其一。以此为戒，周代严禁酗酒。青铜器按用途划分，有礼器、兵器、乐器、符节器、度量衡器、生产工具等。其中，最重要的青铜礼器就成为奴隶主权力的象征，也就是所谓重器。”

    陈伯达及时接一句：“大禹铸九鼎，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

    王力说：“九鼎迄今尚未被发现。”

    胡昭衡说：“触囗说越太后，特别提到‘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段话有很大现实意义。”

    康生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我不研究青铜器艺术和它的断代，我研究阶级斗争史。大奴隶主都有自己的宗庙和重器，丧失了保护宗庙重器的能力就意味着他政权的结束。叫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用现在话讲叫作亡国灭族。‘问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康生环视，见纷纷点头，便也跟着点点头“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封建地主阶级要替代奴隶主贵族阶级。”

    康生所言“问鼎”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4年。“九鼎”是体现王权的“重器”楚庄王在讨伐陆浑戎的征途中，故意把队伍部署在洛邑附近，进行检阅，以显示力量。周正派王孙满去慰问，楚王借机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就是“问鼎”这里包含了极大的侮辱。王孙满愤怒指出：周室虽然衰落，但天命没有改，鼎的轻重大小不该过问。所以，后世将争夺天下的想法和言行，都叫作“问鼎”

    陈伯达试图沿着康生的思路讲：“青铜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鼎盛于奴隶社会，衰退于秦汉封建社会，确实反映出一部阶级斗争史。青铜器也是当时生产力的标志。青铜器代替石器，最终又被铁器所替代；相应的就是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而最终又被封建制所替代，证明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更喜欢石器。”康生跟谁也愿有共同议论“没有一只猿能创造一把石斧。我们祖先从创造出第一件石器开始，才有了质的变化，才与动物划分开，迈入人的门坎。”

    曹轶欧在旁插一句：“他这个人的石器就是砚台。”

    “上次去我没看到。”胡昭衡表示遗憾。

    “下次去请你看。”康生不无几分自得“我收藏了一些好砚台。”

    “康老还是收藏的书多。”胡昭衡向客人们介绍，去年他到康生家，单是《西厢记》就看到一二十种版本，其中一本是康生的手抄本，上面还有许多名字的各种墨迹的评语。

    “练字抄书，养病之道。”康生介绍其经验“我不会搞经济，我就是两件事：养病，搞阶级斗争。”

    如果说康生这辈子讲过几句真话，大概就是这几句吧？

    1964年5月17日，夏日一个温馨柔软的黄昏。

    胡昭衡吃过晚饭，散步来到大理道。服务员不管他朝陈伯达的住室走，便迎上来说：“胡市长，陈伯达同志看电影去了，我带你去找他。”

    胡昭衡被引入小放映室，借银幕上反射的光，我到陈伯达的座位，小声说：“在这儿。”

    胡昭衡摸索着坐于陈伯达身边。陈伯达在黑暗中朝他点点头，小声问：“有什么消息？”

    “没有，看看你。”

    “一起看吧，裴多芬的一生。”陈伯达略停片刻，又喃喃“我喜欢看18、19世纪资产阶级生活的电影，不亚于喜欢翻中国的古书…”

    这以后，直到电影结束，除了偶尔的唏嘘喟叹，陈伯达再没讲一句话。他已经入戏，完全生活到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日子里去了。

    电影结束，灯光初明，陈伯达闭了眼。仿佛怕骤然降临的光芒会刺伤眼睛。双手在皮rou稍显松软的脸上搓一搓，然后望住胡昭衡：“我并不因为我年纪大和有名气而不学习。”

    陈伯达像是话犹未尽，嘴唇又嚅动几下，但他说话远不如他写东西，可以说口拙，终于不曾讲出合适的话，便轻轻点点头，以示真诚。

    这个小动作曾使胡昭衡心灵为之一动，将这次看电影及陈伯达的话记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