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辑与文坛新人 (第1/3页)

    老编辑与文坛新人

    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着说：“嗬，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着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着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像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ortea？Whichdoyouprefer？①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着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白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着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