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考 (第20/22页)

他承认自己在当初宋教仁被刺时，反对起兵讨袁是错误的，是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足。正是在这次谈话时，陈其美说:“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

    革命党人的不统一，是直接地表现在了最高层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孙中山认为失败是因为党内同志“致党魁有似傀儡”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有鉴于此，孙中山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他在给黄兴的信中，口气十分坚决地说：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天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凡入党者，都得写誓约，盖手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在辛亥革命首义有功的功臣中，尤其是那些做过高级将领的同志，对这种做法都持异义，如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张继等，黄兴更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坚决反对。持赞成态度的有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孙中山再次被选为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过去是同盟会的总理，然而此总理非彼总理，后来的国民党谈到先总理，那些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关系似乎更要近一层，更有嫡系和正传之感，像蒋委员长。而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修订民国史，当时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民国元老，显然要吃亏。黄兴和孙中山意见相左，离开革命党人的根据地日本去了美国，让开了第二号的协理位置，孙中山提议陈其美担任，陈其美坚决谦辞，协理的位置空缺着，这样，陈其美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为他的得意弟子蒋介石作了极好的铺垫。

    在如此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以王金发的莽撞，没有办法分清是是非非。在他的第二次逃亡中，王金发显然是去过日本的。当时的革命党人，从上海去日本实在太容易，在80年代初期，有人曾访问王金发的女儿王侠雄，她对父亲携其去日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记得自己身穿日本女孩的和服，常常有朋友来看望她父亲。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王金发参加了重组的中华革命党，甚至都见不到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继续和党人保持来往的记录。许多革命党人已经丧失了继续革命的斗志，而王金发无疑是丧失斗志的人之一。

    王金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上海，其处境有些狼狈。《王季高君行述》上这样记载：

    然斯时内地之亡命者麇集于此，无论从前与季高有否关系，觅一介绍人，即向其母索借旅费，至再至三无已时，甚有一次不遂，遽出恶言以相詈者。而各处暴动案，辄云受王逸委任，报纸上数数登载。其母殊懊恼，尝曰:“吾儿季高，以奔走革命故，家产荡尽，逃难时，吾如老丐妇，向亲友借贷不得，唯有质布衣，惑忍饿饮泣耳！吾前半世辛苦至矣！今年已老，犹若此，岂必不许我吃一顿安稳饭乎！”

    这位岳飞之母式的革命老mama，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以她的觉悟，当然不明白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如何jianian坏。清朝的皇帝已经下台，革命已经成功，汉人的统治已经恢复，天下都已经太平了，为什么还不让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吃顿安稳饭。老太太越想越气，抑郁成疾，卧床不起。有一天，一位客人来探病，问起王金发的处境，王母于是大诉苦衷。客人别有用心地说:“你儿子是大本事的人，还怕无用武之地。不如你亲自出面，代他向政府自愿悔过投诚，为国效力，肯定能得到特赦。”王母顿时心动，待客人走了，便和儿子商量，王金发人虽莽撞，却不敢答应，知道这一步险棋不可以随便走的。

    然而王金发最后还是走了这步险棋。《王季高君行述》上，强调是王母瞒着王金发，偷偷地给陆军部写了信，并花两万元巨款为儿子疏通。结果，在1915年1月，陆军部发出“奉部批准免于通缉”的批文。于是王母大喜，强迫儿子赴京面谢。事已如此，想回头也难，王金发是大孝子，母命不可违，临了，不得不勉强赴京。我对王金发对母亲给陆军部写信，完全被蒙在鼓里一事，始终表示怀疑，总觉得有“为贤者讳”的成分。事实上，王金发在沪期间，与陆军部驻沪代表王百川和李鲁生时相过从。那封请求陆军部“免于通缉”的信，显然和这两人有关。

    王金发在去北京谢恩前，心情十分矛盾，这是无疑的。投诚事小，失节事大。他找来了老朋友谢震，希望他帮他拿主意。谢震明白王金发去意已定，所谓拿主意，也不过是求其谅解罢了。谢震快人快语，说:“丈夫贵立志，能成事，何必斤斤求谅于人哉！”王金发仍然犹豫，怕过去的战友忌恨自己。谢震只好安慰他，说只要不改革命的初衷，作为好友，他自然会为他解释。谢震提醒王金发，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去了北京，就不要白去，应该捞个职务，手中有了权，养势待时，他日再起，要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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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发就这样在母亲的安排下，稀里糊涂地去了北京。这时候，他的智力状态已经出现问题。去北京无疑等于上贼船，上去了，就不是那么轻易可以下来。所谓捞个职务，以图他日再举，根本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笑话。凭王金发的莽撞，和袁世凯玩心眼，那是班门弄斧，关老爷面前耍大刀。袁世凯和他的陆军部，绝不像谢震想象的那样容易欺骗，王金发到了北京，银子花了不少，官没封到，却还要他拿出投诚的实际行动来。这实际行动就是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姚勇忱等革命党人。既然当了婊子，就得卖身，这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王金发十分为难，卖友求荣，这是不能接受的条件，可是人已经到了北京，这条件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王金发陷入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尴尬境地。

    王金发的请求免于投诚，走的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路子，然而军政执法处闻讯王金发已入京“威拟逮捕，以伸国法”并指责“段总长信小节而不顾大局”这种传闻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王金发，而王金发的确也被吓得不轻，于是“踉跄出京”赶快逃跑，北上仅逗留了一个星期，所有的事情不了了之。投诚之事，在一开始就草率，临了，还是草率。投诚的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诚意可言，王金发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免于通缉，从此可以公开活动。对于王金发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坏的结局，因为他花钱投诚的目的，很可能就在于此。过分强调王金发准备东山再起，显然不是事实。

    此时的王金发，已经不是越王勾践。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恨，卧薪尝胆，而王金发回到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从此车水马龙，花天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