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理想主义的绝唱 (第2/3页)

想之淆乱，精神之迷离痛苦，群情之危疑惶骇，激切鼓荡，信仰之全失，正当之人生观之不易取得，此非特吾国今日之征象，盖亦全世之所同也。”(《我之人生观》)“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仅中国。”(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70页)正是痛感这“博放之世”的“偏于多”他才力主“须趋重一以救其失”亟欲为自己也为国人“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62页)

    本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各种社会变革思潮迭起，不外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端。然而，富国强兵也罢，共产平权也罢，着眼点均在政治和经济的改造。一切社会运动都不涉及绝对价值的问题，不能为精神提供形而上层次的信仰。吴宓认为“社会改革者的失误”在于试图由“多”达到“一”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无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还是文人下海，结果都是精神的贫困化。在任何时代，智者的使命都在于超越社会潮流而关注人类精神的走向，灵魂的寻求都是每个人必须独立完成的事情。

    在一个普遍重实利、轻理想的时代，像吴宓这样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难免会感觉孤独的痛苦。但他毫不动摇“甘为时代之落伍者”(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69页)在孤独中，他用孟子的穷达之论自勉。他运用“一”与“多”的理论，对这个命题有独到的发挥。他指出，首先，这个命题指的是“一”而非“多”“独善”和“兼善”是“对同一个人的品质的描述，而非供人选择的不同(例如两种)生活”事实上，贯穿于两者之中的是同样的理想主义精神。其次“独善”是“原初意向”、“真正目的”“兼善”则是“自然后果”、“始所未料的结果”我很赞赏他的这个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进程往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以拯救天下为己任，这大约是来自集学与仕于一身的儒家传统吧。然而，依我之见，或许至少应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妨超脱些，和社会进程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看社会进程。也就是说，首先要自救，在躁动中保持静观沉思，在芸芸众生中做智者(而不是导师或领袖)，守护好人类和人生的那些永恒的基本价值。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制约作用，至少会对人类的精神走向产生良好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自救就是救世，独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即使收不到也无憾，因为对于智者来说，独善却是性之必然，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三

    当然，一个健全的理想主义者是不该脱离实际和逃避现实的，因而终归面临着如何处理理想与实际、“一”与“多”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所谓实际或“多”概括地说，包括事功、实利、情欲三个方面。吴宓的解决办法，一言以蔽之，便是“中庸”他运用“一”与“多”的公式对儒家经典多有独到发挥“中庸”又是一例。

    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据此“中庸”即“执两用中”“两端”究竟何所指？一般认为，是指“过”与“不及”但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衡量“过”和“不及”的标准又是什么？只能是“中”陷入了循环论证。吴宓独释“两端”为“一”与“多”准此“执两用中”就是“一＋多”而非“多中之一＋多中之另一”“中庸”就是“一与多之间居中”而非“多与多之间的中心点”这个解释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姑且不论，却是能自圆其说的，对于吴宓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坚持了理想主义。按照这个解释“中庸”即是守住理想，以理想为“最终标准”同时方便变通，应用理想于实际，这叫做“守经而达权”

    例如在事功方面，吴宓自己是极努力的，除教学和著述外，还劳苦奔走，自费贴补，苦心营办《学衡》杂志，而目的只在贯彻自己的理想。至于努力的结果如何，则不必太看重。他以古印度神曲中“行而无著”和曾文正公“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语自勉，(《我之人生观》)鼓励自己“强勉奋斗，不计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69页)坚持理想而不务求理想之必定实现，努力事功而不执著事功之成败，这种态度就是“中庸”事实上，理想之为绝对精神价值，原本就不可能完全变为现实，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因此稍减，有了它，事功之相对价值才有了根据和目标。

    又如义与利的关系，吴宓强调，义属于“一”和理想，利属于“多”和实际。“理想必取全真，而实际应重适宜。”在义的领域，包括思想、道德、文艺、爱情等“必须用理想标准，力求高美”在利的领域，包括衣食、名位、事务、婚姻等“可但就实际取样，得此便足”孔子注重理想生活，对于实际生活则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这就是在义利问题上的中庸态度。市侩唯利是图，毫无理想，苦行僧枯守理想，绝对排斥物欲，伪君子既无理想，又诅咒物欲，均不合中庸之道。一个有着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人，对待身外之物自会有一种淡泊的态度，既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拒斥，能吃苦也能享受，贫富皆不改其志。他真正看轻了得失，以至于对得和失都泰然处之了。

    在吴宓看来“义”并非抽象的“理”也包括真挚的“情”是真情与至理的统一。他给自己树立的目标是“情智双修”或曰“情理兼到”不过，这里的“情”指一种类似于宗教感情的诚爱之心，而非情欲。情欲却是属于“多”的范畴的。灵魂为“一”rou体为“多”中庸即是重灵魂生活而顺rou体之自然，禁欲和纵欲皆为偏执。他对性爱的分析十分有趣。他说，任何男人与任何女人之间的关系均是相对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爱一女，一男爱多女，一女爱多男，多男爱多女，或同时，或先后，这种种情形形而上学地说都同样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恋爱极不稳定，如沙上筑屋，常是轮盘式、三角式、交织式，很少互相式的，遂导致痛苦和悲哀。吴宓自己是一个经历了失恋痛苦和离婚悲剧的人，所以这番话不仅是出于理性思考，而且包含着身世之叹。事实上，世上确无命定姻缘，男女之爱充满着偶然和变易的因素，造成了无数恩怨。因此，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多数人由于自身经验的教训，会变得实际起来，唯求安宁，把注意力转向实利或事功。那些极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受幻灭感所驱，由情入空，走向虚无主义，如拜伦一样玩世不恭，或如贾宝玉一样看破红尘。吴宓也是一个极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不肯放弃理想，试图在爱情上也寻求“一多并在”的中庸，于是提出“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即“由爱情入宗教”“藉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