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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酒店之谜 (第4/4页)
整个阶段,学到的东西很多。可对我而言,最具特殊意义的,却是实习即将结束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辖区一户出租屋内存在卖yin嫖娼的现象。朱文杰派人去查过几次,但由于本所警察在辖区走动很多,居民对他们的面孔很熟悉,因此每次都没查出什么结果。后来朱文杰想出一个招数,让来所实习的我去办这件事情。 坦白说,对当年的我来说,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我必须以一个“嫖客”——而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去完成。在大家的指点下,我装扮成一个前去寻花问柳的进城民工,到了有嫌疑的出租屋“钓鱼”那个过程是令人难堪的,但结果却颇令人满意——我们以合乎法律的方式抓住了一个女嫌疑人,将她带回所里。唯一的遗憾是,给她望风放哨的那个男人反应很快,被他溜走了。 到了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女人名叫何梅英。朱文杰带着我对她进行讯问。虽然在“钓鱼”的过程中,我更近距离地接触过她,但由于可以理解的紧张和难堪,我根本就没看清她的面容。在讯问室里我看到,她已不年轻,但容貌颇清秀,没有丝毫脂粉痕迹,眉眼里有种隐忍的哀怨。她一直垂着眼睛,盯着地面,态度平静地抵赖我们对她的指控。事后我想起来,其实她的那种平静,只不过是一种被掩饰了的绝望情绪。 我们得知,她离过婚,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在上小学。那个跑掉的男人,就是她的前夫。对于我们所说的事实,她明知没有抵赖掉的可能,却仍固执地加以坚持。她的解释很简单,无论我们问什么,她只说:“我没有。” 直到傍晚时,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她的女儿放学了,听说母亲在派出所,便来找她。民警们自然不允许孩子看到母亲,那个八岁的小女孩儿在门口放声哭了。讯问室里的何梅英听到女儿的哭声,先前那种固执的平静被打破了。 “放我回去,放我回去…”她开始在凳子上扭来扭去,反复地要求“我女儿吃了饭还得做作业呢…” 朱文杰一下就拿准了何梅英的要害。他反而不催她了,只说:“没关系,我们有时间,你什么时候想说都行。你也别担心你女儿,我们派出所管她的饭。” 外面小女孩儿的哭声似乎更凄凉了,一声声地叫“mama”我很不安,不时偷看朱文杰的表情。他愈发地镇定。何梅英变得狂躁起来,像只焦虑的母兽,在座位上站起、又坐下。朱文杰冷眼看着,并不阻止何梅英的举动,耐心地等着。 “你女儿已经八岁了吧?上小学三年级?”朱文杰心平气和,仿佛在自言自语“这么大的女孩儿,差不多该知道什么叫羞耻了…” 只是这一句话,何梅英就崩溃了。她控制不住地号啕大哭,却又怕外面的女儿听到,极力压抑,使得那哭声如同受伤动物的哀鸣。她苦苦哀求我们,不要让她纯洁的女儿知道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母亲。只要我们不告诉她女儿真相,她愿意向我们交代一切。 笔录是我做的。记录的时候,我心里暗暗感到不可置信。如果何梅英所述的都是事实,那么我觉得,她的堕落有着令人同情、甚至是值得谅解的理由。当然,这种想法,我只能埋在心里。因为我是一名警察。我几次停笔,记不下去。外面的小女孩儿已经哭累了,只是间歇地拉着长声叫“mama”听起来十分凄凉。而何梅英一脸惨白,完全是一副绝望的、堕入深渊的表情。 对何梅英的讯问结束时,讯问室里非常安静。头顶亮着灯,我听得见电流轻微的“滋滋”的声音。何梅英像被抽去了骨髓一样,全无人色,眼睛成了两个空洞。我沉默着,不知下面该怎么办。这时,朱文杰在一旁碰碰我,示意我跟他出去。 我跟朱文杰走出讯问室,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朱文杰点上一支烟,也给了我一支。我使劲抽了几口,胸腔里有种很干渴的感觉。朱文杰似乎跟我一样,他的烟因为燃烧得太猛,发出细细的“哔剥”声。 我们都没有说话。直到一支烟抽完,朱文杰猛地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熄,低声对我说:“秦阳平,我打算干一件事儿。” 我看着他,隐隐猜到他的想法。我觉得我用眼神鼓励了他。 “朱所,反正我觉得你是个好警察。”我说。 朱文杰深深看我一眼,没说话,只用力点点头。然后他转身走向讯问室,我也紧跟着走了进去。里面,何梅英在隔离间里木然地坐着,脸上的表情和刚才相比,只有更多的灰暗。 “何梅英。”朱文杰叫她的名字。 何梅英软绵绵地抬起眼睛。我避开了她的视线。 朱文杰放低声音说:“你能不能保证以后永远不沾这事儿?” 何梅英先是不明白,紧接着,她微微一惊,坐直身子,眼睛里开始流入一丝明亮的光彩。她想开口,但喉咙似乎哑了,嘴唇也干涩地张不开,只是用力地点头。 朱文杰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轻轻叹了口气,说:“这一次,看在孩子面上放了你。别让我再看到你有下一次。” 我抬起头,看见何梅英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嘴唇哆嗦个不停。我暗想,如果我和朱文杰做了一件傻事,那就说明这个女人实在太善于表演悲剧了。这一瞬间,我心底也有片刻的茫然和犹豫,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这犹豫立刻就闪过去了,因为,朱文杰已经上前给何梅英打开了手铐。 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我并不太清楚。我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按照朱文杰授意的内容,我几乎不必承担什么责任。之后我便结束此次实习返回局里,在各个部门做过各种工作,直到当了刑警,便不再有什么变化。这之间,我和朱文杰因为那件事情,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紧密的关系。我也曾关心过那件事是否产生什么不良后果,但朱文杰总是安慰我,一切正常。 只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酒时,我随口说了一句:“也不知道那个何梅英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真有那么悲惨吗?” 朱文杰酒有几分多了,眼睛已经血红,粗声粗气地说:“没一句假话,我全查过了!这个女人,可怜哪…” 我们都醉了,再也没能力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再之后,我认识了温郁。我的生活不再有空间留给别人。和朱文杰的接触也越来越少,直至完全中止。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朱文杰的原因。因为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巨大变化,他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巨大变化。我失去了温郁,而他不再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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