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14/15页)

别而使轻重不一。人君和天下人所共有的，是法律。已经颁布四海，不能拿不守信用来当作教化，正要寻求天下人不怠慢，不能用没有信用的法律去约束。而且先前的有见识的人说，人到了极端愚蠢时是不能欺骗的。不是说平时违背法律，随意裁断，不能让老百姓满意。

    上古通过议事做出裁夺，不设立刑法。从夏朝、商朝到周朝，把法律书写好悬挂在象魏上。三代的国君都圣明，但全都抛弃通过变通来获得适宜的精妙办法，而采用取证于文的准则，并不是圣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是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就时世的敦朴而言，比不上中古，但是主持评议的人想要适从人的感情之所安，寄托于通过议事做出裁夺。臣下心裹认为这话听起来很好，论起理来却不通。但是天下太大了，事务繁杂，时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条文而符合法令的。因此臣下认为应当制定规定来限制，使主管者遵守条文，即使付出生命也要去施行，不敢绕开现有的法律打主意，以使轻重不当，那么法律就能永远保全。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名例中没有论及的，大臣们进行商议，用以疏通阻滞，那么事情就不会有阻隔。至于超出常规的裁断，超出法令的赏罚，如汉高祖杀戮楚臣以利己，封赏没有功勋的盏乞臣，这衹有入主能够专断，不是奉命办事的大臣所能够拿主意的。这样以后，说情请求才会绝迹，似是而非的奏章才会被堵住，这大概是整治刑法的大法则。主办的小吏，处理事情反覆无常。为什么呢？不讲情义法律就徒然获胜，讲情义又干扰法律的执行。总是获胜貌似无私，但这才是得以自私的原因，又常常以不自私来保护自己。裁断得当就常常获胜，世人认为完全公允，即使一时枉法，也不会有人怀疑。因此人君不应赞扬证据可靠貌似公允的裁断，而应寻求遵守条文符合法令的奏章，这以后才算得上有法度，这又是整顿法治的一个方法。

    抛开法律灵活断定，处理某件事，如果合情受好评，可以满足耳目之需，确实有一时的快意，总比取证于文不得人心要好。但是如果作为永久的法制，终年施行，常常是有一次正确，十次失误。因此小有收获的，一定有大的损失；近处有疏漏的，一定包藏有远处的东西。因此识得事体的，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害大，不因近妨远。忍心通过委曲变通来获得大抵适宜，用以保全简明质朴的大法则。不拘牵于舆论肯定什么，一定要遵守取证于文以端正条例。每当处理这些事情，都用这样的思想去决断，这又是法制的大略。

    而且律法决断罪行，都应当用法律指令正文，如果没有正文，就依靠名例来决断，正文名例没有涉及的，都不论处。法吏以上，所坚持的观点不相同，可以作为异议。法律中的正文，执法的官员，衹应当奉用法令。至于在法律之内，见解不同，才算得上是异议。现在限制法曹郎令史，有不同意见互相辩驳，衹能商讨法律内的内容，用来指正决断的欠妥之处，不得援引法律外的解释，商量临时的权宜办法，以表明法官的职责范围的相应名分。

    皇帝把这奏章下交大臣讨论，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认为：“礼是用来教导世人的，法是用来整治风俗的，法律和教化的根本，事情实在是通过这两样。像是决断又不决断。常常是轻重随意，那么王法不统一，人们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因此看人设教，是皇上做的事；遵守条文法律，是臣吏的职责。臣下认为在太康八年，因事不同而有异议。周朝在象魏悬挂法律文书，汉朝赞叹整齐划一的法律，确实是把法律与时代联系在一起了，从道义上说不可更改。现在的法律是向来就定了的，但是受到议论，就有所开启和助长，我认为应该像刘颂所说的那样，作为永久的制度。”于是门下省嘱咐三公说：“从前先王按制度议事，自从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然已经立法，实在不应再寻求法律之外小小的好处。如果常常为了好处而侵害法律，那么人们追逐好处而不畏忌法律，危害比没有法律还要大。断案这种事，想让法令统一，事不出于多门，从郎令史以下，应该再拿出法驳案，随时报告情况。”

    到了迁都江左，元帝任丞相时，朝廷草创，官员在断案时不遵循法律，人人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上上下下没个样子。主簿熊远上奏说：“礼是用来崇尚善的，法律是用来阻止为非作歹的，因此礼有固定的典章，法有恒常的防范，人们知道恶行，就没有邪恶之心。因此周朝建立悬法在象魏的制度，汉朝创立划一的法律，所以能弘扬大道，以至于刑法搁置无用。律令的创制，由来已经很远了。经过了贤人智者，经历了平易和险远，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从战乱以来，法度衰落，以至于处理事情不用律令，竞相下命令，人人都提出异议，委曲地满足人情，损害了法律大例。州府设立节度，再也不奉用，处理事情随意改变制度，朝令夕改，以致主管人不敢施行法令，每当有人征询时，都推给大官，这不是处理国政的规矩。如果本曹处理事情不合法令，监察的官员应当按法律来弹劾，不能动辄改变法律，以免败坏固有的规定。执法大概是粗疏的手段，不是精妙的方法，改变断绝人情，用以形成法律而已。如果总是遵从人情，动不动就改变法制，这是用情来败坏法律。法律不一致，造就叫多门，开启说情请托的道路，增大私自请谒的机会，逭不是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是进行驳议的，如果违反律令节度，应当符合经传以及从前的先例，不得随意打破现有的法制。我认为应该让录事再设立条规制度，各个提出异议的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不得衹按情说话，不要其他的依据，而损害原有的典章。如果兴革适宜，灵活地处理事情，这是人君所能施行，不是臣子所应该专用的。主管人衹应当依据法律条文，按照事实来决断。”

    当时皇帝采用权宜之计行事，还没有能够听从。但是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证出过去的事有不合情的，又上疏说：“现在施行诏书，有用拷打儿子来指证父亲的死刑的，有的鞭打父母审问儿子在什么地方。近来主管人所说的《庚寅诏书》，全家逃亡家长被杀。如果家长是逃亡主犯，即使杀了他也可以。假如子孙犯了罪，将要拷打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但是父亲祖父承担了酷刑。损伤了道理和教化，这样的情况很多。互相保护的道义被违背，那么君臣的大义就要毁坏；君臣大义毁坏，那么犯上作乱的jianian恶行为就滋生了。秦朝法网严密文词峻酷，汉朝建立以后，扫除烦杂苛酷的法律，风移俗易，法律几乎可以放置不用。帝王改朝换代，不得不荡涤污秽，疏通滞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