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5页)

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我不习惯，认为自己在梦里。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还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尽给妈添麻烦！”她恢复如初，而且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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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夜坐在这儿守灵，我得安心一些。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棚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警察，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前，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丝袜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用筷子敲敲碗沿，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她义正辞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邪！”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竿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mama，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在野猫溪副巷这条街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心；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mama，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静，眼根更清静。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风，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15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jiba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