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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子知道我们要走时，开始高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rou体上虐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子坚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进了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身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进去。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进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子的房间里。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出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美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美元的钞票。他说道：“感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美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道：“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乱了套。他妻子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子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点着头，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后来我们进了起居室。我说孩子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虐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子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管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进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根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交待的呢？”康纳问道。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美元非工资收入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伦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道？”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出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口头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做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道“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塞尔。康纳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叙述时，他开始从牙齿缝里吸着气。这是日本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后辈，”我讲完后，他说道“你使我处境十分为难。毫无疑问，你使我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我本应当更清醒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后辈呀，”他边摇头边说“后辈…”

    我又在想我的女儿。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无法再见我的女儿——我无法再…

    “注意，”康纳说道“我对你说过，事情会变得令人难堪。相信我的话，现在才是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设法把一切都赶快办完。”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办完了。”

    康纳叹了口气，摇摇头。

    “哪有的事啊，”他说道“现在，在四点钟你和妻子见面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们在那之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